律师，你的价值在哪？

徐勇


　　作为一名80后律师，我时刻都在想：律师，他的价值到底在哪？是在法院门口支一个门脸，为三斗米折腰？是在刑事案件面前消极辩护，明哲保身？是在权力面前低三下四，抬不起头来？还是在利益面前利欲熏心，践踏良知？

　　中国的人权确实是进步了，而且很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单从媒体敢于报道征地拆迁类新闻也可以看出。最近，网上又开通了直通中南海，让网民的声音直接反映到胡总和温总那。或许在当前地方法治、权力不得人心的情况下，让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实际问题：中国人口十几亿，每个人反应的事情忙活一天，胡总和温总也不知道要忙活多少辈子，难道要他们发扬愚公移山之精神，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那是非常荒谬的！更何况，中国的各大公检法，他们的设立又有何用？国家培养的千千万万的法律职业者又有何用？中国的法治又何去何从？难道还要还原过去的人治？这无疑是对无数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一种践踏！

　　近日，“江西宜黄拆迁案”见诸各大媒体，引来网民及读者一致声伐。据新华网 9月18日报道，包括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在内的8人被立案处理。这一消息确实令人欣慰，也令逝去的人可以安息。但作为一名律师，在高兴的同时，却也在为中国的人权担忧！为中国的法治担忧！为律师的价值担忧！

　　人们都知道：打官司需要花钱、花时间，而且很多时候赢了官司输了钱，尤其是“民告官”案件，法院立案困难，追究责任困难，法院的天枰严重倾斜，这在很大程度上让老百姓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仰，对律师的信任。因此，媒体的作用应运而生，也让老百姓过于依赖。这是中国法治退步的表现！也是律师价值无法得到体现的表现！我们法律人不得不深省，但我们却显得无力。就像律师所承办的很多刑事、行政案件一样，结果早有定论，律师太多的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摆设，因此，很多律师、很多律所也会去极力寻找与媒体合作，把很多精力没有放在案件专研上，却使在媒体舆论上、专家意见上等等，而让律师自身成了跳梁小丑。这是中国法治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律师的悲哀！更是人民权力的悲哀！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我国宪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在这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中国历代领导人对中国法治社会的信仰与追求！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方官员，信仰的不是法治，更多的是领导意志，不依法依规而是听从领导个人意志，不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极力保护极少数贪官污吏的利益，官官相护，致使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仰，对司法的信任，一味的寻求媒体的报道，为其伸冤昭雪，从而也造就了一大批假记者的横空出世，同时，也让一部分老百姓雪上加霜。有时，在接案时，有的老百姓会问，把案子委托给你们后，你们能帮我联系到记者吗？能让媒体曝光吗？显然，他们信任的更多的是媒体，而律师却成了他们寻找媒体帮助的绸带。这不是对法治缺少信任、缺少信仰又是什么呢？我想：这也是我的律师同行们为什么不愿意穿律师袍的缘故吧——因为缺少信仰，穿着反成一种累赘、一种束缚，自然也是无袍一身轻。

　　如今，舆论像是渐渐导向着法治，导向着权力。很大程度上，笔者也承认：舆论确实代表着民意，代表着正义。但是，如果人民失去了法治、失去了信仰，那么媒体是否又会变成权力统治的一种暴力机器？又会成为权力的一种口舌？那么，“真相”——它还会离我们近吗？

　　作为一名80后律师，我还是在想：律师，你的价值在哪？难道就是不敢触及政治？不敢维护正义？不敢纠正权力？做社会的小丑?


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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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甘文超

公诉案件进行简易程序审理，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机关的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便于将工作重点放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上，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但由于对简易程序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诸多不便。笔者就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

哪些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也均作了具体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和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要件，在实践中争议不大。但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的认识和理解分歧较大。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有宣告刑说和法定刑说。持宣告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法院根据法律及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判决的刑式对被告人的应执行的刑罚；持法定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所确定的刑罚标准。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不足。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均规定的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既然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二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根据法定刑说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是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而非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相矛盾；同时，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又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按法定刑说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这显然缩小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法院对被告人以判决的形式宣告执行的刑罚，是在通过法庭审理并经评议，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是法庭审理的最后阶段，如果仅因最后宣告执行的刑罚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而否定前面的所有工作，显然是不明智的作法。改为普通程序审理后的诸多工作会变得毫无意义，反而加大诉讼成本，更谈不上提高诉讼效率，而结果却是一致的。因此宣告刑说也是不可取的。

笔者认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应当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的规定，认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具体地讲，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根据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3、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

4、数罪法定刑均在三年有期徒刑刑罚以下，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上述后三种情形不包括同时又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案件。

二、人民法院能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那么人民检察院同意谁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主张并未明确，实则留下一个法律空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未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同意谁的主张。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百一十八条中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应当书面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则》第三百零八条作了类似规定。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是对人民法院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张是否同意，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规则》和《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达不到适用简易程序的宗旨。

(一)、人民法院不能判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那么人民法院能否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把握住这一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开庭前只作程序性审查，而不是实体性审查，这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否则难以保证法官的中立性，从而又回到原来法庭审理只是走过场的局面。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对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至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事实是否清楚，在法庭上由双方进行质证、核实，不需要在开庭前全面审查。这样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是主要证据复印件、证人名单、证据目录，而非案件的全部材料。仅从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是难以把握案件的全部情况的，也就不能准确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既然人民法院不能判断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又谈何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根据不足。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未有明确的规定，因人民检察院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而解释人民法院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也还有一定的道理，但仅有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以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且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为前提的。人民检察院一经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普通程序便已启动，如果人民法院要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便存在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问题，然而刑事诉讼法只有关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而未有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规定，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后如何操作，期限怎样计算等问题就显得突出，也非通过司法解释所能解决的。

（三）、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会造成与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相反的后果。现行刑事诉讼法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在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为前提条件的，即使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了实体性审查，能够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也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通过一定的审查时间后再决定按简易程序审理，这样把前面审查的和后面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时间一起计算，不会比一直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时间少，反而会更多。从诉讼结果和效果来看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也并未有什么优越性。此时适用简易程序就会产生降低诉讼效率，加大司法成本，与创设简易程序的宗旨相违背。

（四）、公诉权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诉讼权利，这种诉权不仅包括诉与不诉的权利，还包括采取以何种方式起诉的权利。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案件的全面审查，对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还是基本能够判断的，由其提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既是其诉权的充分体现，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相反，若由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有对人民检察院的诉权的侵权之嫌，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与其是诉讼的裁决者身份相冲突。通过对某地调查的情况看，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基本没有。因此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也几乎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缺陷，现行法律根据还不充分，其制度的设立有不合理之处，建议取消人民法院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

三、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操作

当人民法院在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在实践中又如何操作，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作了简单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后应遵循下列程序：

（一）人民法院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作出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起诉书已送达被告人的，还应当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由于人民法院是诉讼的裁决者，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实践中往往是人民法院只口头通知人民检察院，甚至没有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这是不严肃和错误的，不能充分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

（二）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即时将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全部退回，人民检察院应按普通程序重新移送。人民检察院对按两种不同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起诉书的制作和案卷的移送方式上都有区别，所以人民检察院有必要按普通程序的要求重新提起公诉。实践中存在着人民检察院只把案件抱回，然后只等开庭，而不重新移送材料，这与法律规定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相违背，将造成既不是简易程序审理，也不是普通程序审理的怪现象。

（三）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的案件，仍应第一审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不能以在按简易程序审理时完成了有关程序而简化有关程序。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履行其应有的诉讼权，特别是相应规定的时间要保证。针对这一点，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往往怕麻烦，加上对被告人诉权保护的观念不强，而不严格遵循普通程序的规定。

（四）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解释》第第二百三十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规则》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期限应当从收到人民法院有关案件材料之日起计算。仔细比较，二者的规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当把案卷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材料时，应当给予适当的时间，而这个时间计入人民法院审理的时间，显然不合适。但人民检察院又以此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也显然过长。笔者认为，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比较为宜。同时，人民法院应从重新收到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后开始计算审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