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闪婚”现象/王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08:49:17   浏览:9375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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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闪婚”现象

王芳


内容摘要: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快餐式的爱情和婚姻的潮流,其中成员主要是80后的年轻人。通过对他们的“闪婚”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社会的一些文化观念和社会状况,也能认识到他们的婚恋观念及行为对个人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其关键因素取决于城市化和文化变迁。同时也造成了80后婚姻生活的不和谐,影响到他们个人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闪婚”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关注和分析。

关键词:“闪婚”;城市化;文化变迁;恋爱观;思想观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还改变了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就连恋爱婚姻的程序也可以变成更简单快捷的方式。“闪婚”现象的一朝崛起,在社会上引发“见仁见智”的轩然大波。

一、80后的“闪婚”现象

  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一种快餐式的爱情和婚姻,其中成员主要是80后的年轻人。所谓“闪婚”顾名思义是指闪电式结婚的简称。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闪婚”指的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快速的婚姻形式。与传统的婚姻相比,它的特点在于“快”,即从认识,相爱到结婚都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进行的。对于这些“闪婚族”而言,用最迅速的速度来完成从恋爱、产生爱情到结婚的漫长过程,按媒体的描述就是“3秒钟足以爱上一个人;8分钟足以谈一场恋爱,13小时足以确定伴侣结一次婚……”,这种情感快餐的“闪婚”成为现代都市一种新兴现象,也是当前中国有走向泛化的趋势。

  其实,快速婚姻并不非现代社会的仅有产物,回顾我国历史的战争之婚、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等都可以看作是“闪婚”。由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现今的“闪婚”现象的内涵和以往的闪电式婚姻有着很的区别。简言之现代“闪婚”的出现是对过去家长制、男权思想、从一而终的思想的冲击,是人们有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自由的一种表现,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二、“闪婚”现象出现的原因

  “闪婚”行为在都市里悄然兴起主要来源于社会。即:社会转型和人们观念转变的结果,其关键因素取决于城市化和文化变迁。

1. “闪婚”行为之所以在中国都市悄然兴起,是城市化的结果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产生了向城市集聚的观念和行为。受城市内在拉力和农村外在推力的双重影响,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向德平《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137面)从客观上说城市化是“闪婚”行为的催化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城市具有较强的竞争性。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增大。而80后年轻人正处于这快节奏的社会阶段,大多人都疲于奔命,必须全力工作,为自己获取更多的成就,以避免被社会淘汰。为了节约时间成本,他们无力再去追求马拉松式的恋爱方式,而转向追求一种快餐式的婚姻方式,即婚姻“速食化”了。快节奏的社会培育了快节奏的爱情,也不断壮大了“闪婚族”的队伍。二是城市具有信息获取快捷性,即“闪婚”还与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关系。社会的每一项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信息传播的痕迹。信息传播融入社会大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改变着社会大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牛康《社会传播学》福建人民出版社第399面)现在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信息广为传播一些关于相亲、速配、闪电式婚姻等。这些都成了许多80后年轻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更加壮大了“闪婚”族。三是城市具有包容性。城市的包容性使城市居民能够认识不同的观念,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居民思想观念开放、生活方式更加前卫,造就了一个包容的社区环境,慢慢的产生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对这种“闪婚”行为也就见怪不怪了,并得到了理解和认可。四是城市具有冷漠性。城市中大多都是上班族,80后年轻人的生活中接触最频繁的就是工作单位,单位中形成的业缘关系成为他们主要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来源,而业缘关系却导致了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缩小化和疏松化。城市化的发展,使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变的越来越表面化。人与人之间缺少了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人情变的越来越冷漠,因此,人的交际圈就不断缩小,这迫使80后年轻人选择快餐式婚姻。

2. 社会文化的变迁是“闪婚”产生的思想根源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即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社会人们在经济方面的独立生存能力增强了,在选择配偶时对经济的依赖相对较弱,对情感的需求和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明显增加, 年轻男女都各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为经济地位的独立使他们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就跟着感觉走,婚姻也如此,不用过多考虑其他的因素,旨在自己的感受,婚姻已经变成一种很个人的行为。他们不再把经济条件放在首位,而是把“感情”放在首位,对婚姻的感情含量要求越来越高,使婚姻变得更为单纯。过去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已经不复存在,“爱”已成为缔结现代婚姻最大的理由,再加上这是个讲究“速度”的时代,于是“闪婚”就成了一些年轻人证明真爱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从精神文化变迁的角度看,精神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婚姻观多定义为责任,而现代的婚姻观则更多的是定义为感情而非责任,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结婚,结婚变得越来越简单了。这些都是导致“闪婚”的原因。

3.“闪婚”的流行和当前社会宽松的思想、心理环境也是有着紧密关系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进一步发展,西方的女权思想也随之大量地涌入中国,极大程度地冲击了国人的传统观念,也带来了女性对自己地位的反思,使女性在权利观念上日益觉醒。市场经济也带来了新的观念——自由理念。于是在青年的行为上,日益表现为突出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经济自由、个人意志自由、生活方式自由等等。这也对80后年轻人的婚姻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0后男女的成长阶段,正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期,各种新的思潮、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使这一代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对西方的婚恋方式照单全收,敢于大胆、直接地表露和追求爱情,敢于尝试各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追求物质享受和安逸生活的享乐主义者、物质至上主义者。就女性而言,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也得到了法律的有力保障,她们有改变原先被强加的陈旧的婚姻观念的机会,婚姻观念对她们而言开始成为一种自我追求、自我适应的体现。因此,婚恋观念的转变和女权思想的发展促进了“闪婚”。

4.婚姻制度的改革助长了“闪婚行为”

  随着我国结婚制度的改革,结婚手续变得更加简化,一般过程主要包括申请、审查和登记三个步骤,而且结婚不再要经过复杂的体检等程序。从2003年10月1日起,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婚姻登记手续相对简化,办理离婚手续不再需要单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当天就可以办理离婚手续,以前很多人没有选择离婚主要是因为手续的繁琐,而且在法院办理也有好多相应的程序,现在手续简化后也带来了有利于“闪婚”的条件。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女性青年选择“闪婚”,而女性青年的婚姻自主及性观念的开放,也是产生“闪婚”这一新型的婚姻形式的重要方面。

三.“闪婚”现象的利弊

  “闪婚”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的蔓延和发展将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一些利与弊的影响。

1.千百年来,中国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久经考验”基础上的,这无疑是一种传统文化。如今,都市生活紧张的节奏,生存的压力,对人们习惯的生活发出了挑战。“闪婚”现象的出现则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变迁,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和摧毁,更趋人性化、理性化。

(1)、从经济学来说,“闪婚”是婚姻形式中最节约成本的形式。恋爱中的成本投入,包括金钱投入、情感投入、时间投入等等。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使时间变得更加珍贵,从爱情到婚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在时间上做出巨大的投入,而且还要求双方做出经济投资,恋爱也要花费双方的精力。这些都增加了爱情和婚姻的“感情成本”。为了节约“感情成本”,更快地实现个人社会流动,于是青年选择了恋爱投资较少的“闪婚”。 

(2)、从心理学来说,“闪婚”是保持心理稳定的添加剂。人不像动物那么简单。对人来说,则有个心理的问题。无论男女,只要喜欢上对方,都会绞尽脑汁来追求对方,或使对方追求自己。这时,整个人处在心理不稳定的时期,而“闪婚”,就能避免这种心理焦虑或心理亢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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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要旨

  在房屋买卖交易中,不动产交付后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又再次转让房产的现象,比较多见。在这种情况下,合同附随义务并不当然免除,附随义务人仍须履行合同附随的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等义务。

  案情

  2000年5月2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登记结婚。2002年9月16日,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付兰平将其位于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矿业公司6幢2单元住房一套卖给第三人吴云红,房价款为82000元。同年9月20日,第三人吴云红支付被告付兰平全部价款,付兰平为吴云红出具了收条。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随后搬进房屋居住。2006年4月25日,奉节县人民法院以(2006)奉法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建军、吴云红离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同年12月15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达成《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2002年9月16日购买的被告付兰平在矿业公司的住房一套,归原告刘建军所有。该房屋的产权证明已于2004年7月2日即已办理完毕,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一直未予办理。原告刘建平多次要求被告付兰平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但被告付平均予拒绝。

  被告付兰平原系奉节县矿业公司职工,其所卖之房系其矿业公司集资建房。被告付立平与被告罗术琼于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庭审中,被告付兰平辩称:其所属房屋并非卖给第三人吴云红,而是打牌输给吴云红的;被告罗术琼辩称,无论该房是卖了还是打牌输给别人,她都对房屋享有产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吴云红述称,吴云红与刘建军结婚后,于2002年9月16日与付兰平签订合同购买房屋一套,同年9月20日将房价款82000元交给付兰平,由付兰平出具收条,并一同到矿业公司领取该房钥匙并交给了吴云红,交付房屋后随即入住。后因法院判决离婚,即与刘建军达成协议,将该房分给刘建军所有。

  裁判

  奉节法院审理认为,诚实信用是我国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被告付兰平与第三人吴云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根据合同法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给付被告方82000元房款的义务,被告付兰平亦将吴云红所购买的房屋予以交付,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但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付兰平在履行合同后还应履行协助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系在与原告刘建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房屋,故该房屋属吴云红、刘建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系该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后吴云红、刘建军离婚,并签订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归刘建军所有,故房屋买卖中乙方吴云红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至刘建军,即在本案中被告付兰平应履行的协助义务就是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被告付兰平自拿到该房屋产权证明书之后,未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合同附随义务,对此付兰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原告刘建军请求确认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由被告付兰平履行房屋产权过户协助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付兰平庭审中辩解该房屋系打牌输给第三人吴云红,而不是卖给第三人吴云红的抗辩意见,经查,房屋买卖合同系被告付兰平自愿签订,收条系被告付兰平自愿出具给吴云红,且被告付兰平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罗术琼提出自己与付兰平2002年1月1日结婚,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付兰平出卖房屋时未告知自己,付兰平系无权处分的意见,经查,涉案房屋是付兰平作为矿业公司职工所购的公司集资自建住房,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且被告罗术琼与付兰平系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故2002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该房应系被告付兰平的个人财产,该房屋的买卖系被告付兰平对自己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并非无权处分。据此,被告罗术琼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遂判决:一,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被告付兰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6幢2单元2-2号房屋一套的过户手续。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合同的附随义务不因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终结而自然免除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条分两款规定,第一款是指的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二款是指的合同未做约定的义务,亦即合同的附随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该条规定,合同的附随义务之法律含义应作如下理解:

  第一,合同的附随义务系从诚实信用原则引伸而来。诚实信用原则被视为市场交易之帝王规则,因此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具体包括: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此为后契约义务,亦称合同附随义务。

  第二,合同的附随义务以合同约定义务的全面履行为前提。按照古罗马法的理解,“合同是一把法锁。”其意即指合同一经成立,就把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这是因为,合同一经签订成立,双方当事人已经注定相互之间的关系为权利义务对等关系,谁也别想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因此,这就要求签约的双方都要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同心协力使双方的约定付诸实现,达至双方预想的合同目的。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已将双方的权利义务注定于合同之中,不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将无法实现各自所享有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讲,合同是一把法锁,将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而没有合同约定的全面履行,就不可能谈得上合同的附随义务。

  第三,合同的附随义务并约定之义务,而系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义务。按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表明,合同的附随义务,是附随于合同约定义务之履行所形成的义务,比如,车辆买卖合同所导致的车辆变更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房屋买卖合同所导致的产权过户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皆属于该类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形成的合同附随义务。即如本案中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之间的房屋买卖,被告付兰平不但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也要履行合同未约定但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履行的合同的附随义务——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被告没有协助办理,即违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法院判决其应当履行,无疑是正确的。

  2、本案被告否定房屋买卖的效力构成合同约定义务与合同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

  一方面,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看,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对价的合同。本案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从形式到内容均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要求:被告付兰平将房屋交付给第三人吴云红,完成了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第三人给付了房屋价款并由付兰平出具了收条,作为买受人的吴云红履行了给付对价的义务。双方从签约到实际交付标的物及给付标的物价款,都体现了合同双方的主观自愿和平等协商,实现了双方签订合同之目的。按照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规定,该合同系合法有效之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从本案庭审中被告方提出的抗辩观点看,无法改变依法成立的合同效力。理由之一,被告付兰平辩解他的房屋系打牌输给吴云红,而不是卖给吴云红的,该意见之所以未能获得判决的支持,是因为被告付兰平空口无凭,根本没有提供证据来证实他的主张。按照常理推断,假若真是付兰平打牌输掉了自己的一套住房,定会有参与赌博的人在场,甚至会有付兰平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登记,还有其他相关证人的证明。但被告付兰平没有这些证据,自然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理由之二,被告罗术琼辩称付兰平出卖之房系其夫妻共同财产,但经法庭审理查明,付兰平与罗术琼结婚登记的时间为2011年4月7日,而付兰平出售房屋的时间为2002年9月16日,表明该出售之房乃系付兰平在公司的集资建房,属其婚前财产,何来夫妻共同财产之说?显然不攻自破。

  再一方面,从房屋买卖成交到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跨度看,已长达9年之久,被告之所以未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最本质的原因在于被告有意反悔房屋的买卖,以致原告方多次催促办理过户登记都被被告付兰平及罗术琼以种种理由推脱,直至拖到成讼后的法庭相见。这就表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及其合同的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这一近10的时空跨度,表明被告方缺乏诚实守信。然而事实证明,凡不讲诚实信用的人,最终的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必然受到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刑事立案监督法院不应是盲区

李月强


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在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各项工作中处于“龙头”地位。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这项工作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较好的履行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但笔者发现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各类立案监督案件中对人民法院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甚至并未开展。
一、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从宪法这个国家根本法上肯定了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而刑事诉讼法依照宪法上述规定在其第13条进而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立案监督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人民法院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一样均享有立案权,所以对人民法院的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职责的应有之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到底对哪些刑事案件有立案权呢?刑诉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所以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要充分、全面的行使立案监督权,就不能忽略或漠视人民法院这个刑事立案监督对象的存在。
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1、提高思想认识,树立信心决心。对人民法院的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监督部门职责之一,不应忽视或漠视这个被监督对象的存在,大力开展这项工作,全面履行监督职责。
2、制定具体细则,规范监督行为。刑诉法第8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2条第7款对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刑事立案监督完全可以比照上述规定,使有章可循。
3、突破瓶颈限制,挖掘案件线索。立案监督工作,线索是关键,对法院的立案监督当然也不例外。要突破这个瓶颈的限制可以采取诸如加大宣传力度、定期走访法院立案庭、与本院控申部门密切配合等办法。
4、正确区分刑民,防止不当立案。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大多数刑事案件是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所以它们与民事案件区别有时不是很明显,所以既要防止将民事案件当作刑事案件处理,使问题升格,也要防止将刑事案件当作民事案件处理,使大事化小,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