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


印发江门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府［2004］17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现将《江门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门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江门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根据《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广东省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法》、《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议，是指全国、省和市人大代表通过调查研究和视察活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闭会期间提出并由相应机关转来的建议。



　　本办法所称提案，是指全国、省和市政协委员以及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过调查研究和视察活动在全体会议和闭会期间提出并经相应机关审查立案的提案。



　　第三条　办理建议、提案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狠抓落实；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本办法所称的承办单位是指有办理建议和提案工作任务的有关机关、组织。



　　第四条　各承办单位应当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把其列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要明确一位领导分管这项工作，对重要的建议、提案，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亲自主持办理。



　　第五条　市府办公室负责协助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有关部门对属于市政府所属部门和各市、区政府办理的建议、提案进行分办，并负责检查、督促、协调和指导办理工作。



　　第六条　各承办单位办公室（秘书科或建议提案科）负责本单位承办的建议和提案的分办、督办、协调等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办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兼职工作人员，保证有专人负责登记、交办、催办、报批、答复等具体工作。



　　第七条　各承办单位要建立健全办理建议、提案的工作制度，使办理工作的各环节有章可循，符合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要求。


第二章　接　办



　　第八条　交由市政府办理的全国、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由市府办公室代表市政府接办后分送有关部门承办；在市人大、政协大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提案，分别由市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市政协会议秘书处交办或由市人大、政协有关部门和市府办公室联合交办。



　　第九条　代表、委员在大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提案，市府办公室应在闭会之后15个工作日内交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和委员在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提案应在10个工作日内交承办单位。各承办单位收到建议、提案后，应及时清点、核对和登记，并按要求向市府办公室确认。如有不属于本单位办理或需增减协办单位的，须在收到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市府办公室说明情况，不得自行转送其他单位。7个工作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该接收单位办理。



　　第十条　建议、提案涉及两个以上承办单位的，由市府办公室指定有关部门分别办理，或指定一个部门主办，其他部门会办。主办单位要主动商办；会办单位应积极配合，自收到建议、提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办理意见寄送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应将协商一致的意见汇总答复有关代表或委员，并抄送会办单位。主、会办单位意见不一致时，主办单位负责及时牵头协调，经认真协调仍未解决的，由主办单位汇总各方面意见报告市人民政府。





第三章　办　理



　　第十一条　各承办单位应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真心诚意解决问题。凡是应该解决又有条件解决的，要尽快解决；因条件所限暂时难以解决的，要订出计划，创造条件逐步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要实事求是地向代表和委员说明情况，解释清楚。



　　第十二条　办理建议、提案工作要实行“五定”，即定领导、定人员、定任务、定责任、定时间。严格把好“六关”，即政策关、内容关、质量关、程序关、格式关、文字关。



　　第十三条　各承办单位要尽可能通过走访、电话、信函、座谈等方式，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商讨解决办法，承办中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时，要及时与提出建议或提案的领衔人联系，了解建议、提案的意图和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承办工作。建议、提案办理完毕后，应邀请提出建议的代表和提出提案的委员座谈，并视情况建议组织代表、委员对落实情况进行视察。



　　第十四条　市府办公室要及时通报办理进度，并在办理过程中邀请市人大、市政协有关部门和代表、委员对承办建议、提案较多的单位进行检查沟通工作。




第四章　答复　总结　归案



　　第十五条　各承办单位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并答复。市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的建议、提案，承办部门应当自会议闭会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答复；闭会期间的建议、提案，要在收到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答复。答复后因情况有变化，与原答复不符的，要及时作重新答复。对个别情况特殊，难度较大，在规定期限内办复确有困难的，须书面报市府办公室，并向领衔代表或委员说明情况，但最迟不得超过6个月予以答复。急需办理的建议、提案，市府办公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办理时限，承办单位应当按期答复。



　　全国、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要在省规定的期限内办复。



　　第十六条　答复文件要题义清晰，实事求是，态度明确，文字精炼、准确，语气诚恳，格式规范；不得答非所问、敷衍了事，不得推诿责任。　



　　第十七条　全国、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由市政府交有关单位承办后，报市政府研究并答复。



　　市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由承办单位直接答复，不得以下属部门名义答复；属于分别办理的，分别答复；属于会同办理的，由主办单位综合会办单位意见后答复，并抄送会办单位。



　　对于内容相同的建议、提案，承办单位可以合并办理，但应当分别答复代表、委员。



　　承办单位的答复涉及秘密的，应当按涉密文件的规定进行标注。



　　第十八条　答复意见应由承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签发，并加盖公章。对人大代表和政协重要建议、提案的答复，须报请市长或分管副市长批准。



　　第十九条　答复按规定的行文格式打印（附后），并在复函第一页右上角标明办理结果：



　　（一）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标“ A”；



（二）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规划逐步解决的标“B”；



（三）所提问题因受目前条件限制或与现行政策规定不符暂不能解决的标“ C”；



（四）所提问题需要向上级反映或留作参考的标“D”。



　　第二十条　承办单位答复代表、委员的函件（是多位代表、委员提出的，应交足份数）分别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转送建议、提案人（单位）。承办单位的答复函件还应分别抄送市府办公室和市人大办公室或市政协办公室以及会办单位；涉及有关市、区的建议、提案，应抄送有关市区的市府办公室和人大办公室或政协办公室。



　　第二十一条　对代表、委员反馈的不满意的问题，承办单位应听取代表和委员的意见，抓紧时间重新研究办理，并在收到市府办公室转交的代表和委员的意见或者要求之日起2个月内再次答复代表和委员。市府办公室也可以组织承办单位与代表当面协调处理。



　　第二十二条　各承办单位要认真总结办理工作。在当年人大、政协大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完成后一个月内，凡主办4件以上或主办、会办共6件以上建议、提案的单位，要写出书面总结，报送市政府（一式两份）。



　　承办单位要及时将办理建议、提案的有关材料立卷、归档。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和政府所属部门，对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承办人员，可给予表彰、奖励。



　　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改进：



（一）对办理工作不重视，承办责任制度不健全，不明确分管领导，不落实具体承办人员的；



（二）办复工作质量差，敷衍塞责，马虎了事，草率应付，退回重办仍达不到要求，建议、提案人（单位）意见较大的；



（三）互相推诿，拖着不办，贻误工作，遗失建议或提案文本的；



（四）无正当理由对代表和委员的建议、提案逾期答复的。



　　（五）其他不按规定要求办理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市、区政府办理本级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江门市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江门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暂行办法》（江府［2000］4号）同时废止。




民事调解中的几个误区

作者：王小卫（辽河油田法院）


一、自愿原则与“应当先行调解”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是民事诉讼调解中所要遵循的自愿原则。虽然在实践中对自愿原则的贯彻很不彻底，但该原则所蕴含的以当事人的合意作为调解制度的本质属性及正当化的基础，使该原则成为调解制度的核心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6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则》）细化了自愿原则，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有决定是否调解的自愿，有决定调解开始时机的自愿，有选择调解方式的自愿，有是否达成调解协议的自愿，有决定调解书生效方式的自愿，等等。相对于民事诉讼法，该规定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仍不足以保证自愿原则真实、彻底的贯彻和实现。
1，民事调解总是建立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全部或部分放弃的基础之上。没有当事人对其权利和利益的放弃就不存在民事调解成功的可能。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放弃，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法律效果。而放弃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当事人对其放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清楚明了，就对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自愿”的真实性打上了疑问。虽然《调解规则》里罗列了不少表现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自愿”的形式，但并不能保证当事人在不知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放弃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自愿”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忽略自愿的真实性这一问题，就等于是放任在形式上表现为自愿，而在实质上存在不自愿情形的发生。自愿的真实性建立在对当事人自愿接受约束其诉权和放弃其实体利益的法律后果的明知上。如果当事人对其“自愿”约束诉讼权利放弃实体利益的法律后果并不清楚，则在此情形下所谓的“自愿”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是法律所应认可的自愿。由此达成的调解协议是不公正的。但由于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相互之间提示对方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动力。而作为调解主导者的法院则有保障当事人自愿真实的责任和义务，应当在当事人放弃自身权利和利益或增加自身负担时告知其这一行为可能的法律后果，然后征询当事人是否仍坚持放弃权利和增加负担的行为。若其仍坚持则可认定当事人对这一调解行为的自愿是真实的。
2，有人认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14条有关“应当先行调解”案件的规定，体现了法院强制调解的精神，破坏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其实是对自愿原则的曲解。民事调解中的“调解”一词的内涵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1]《调解规则》中体现的随时调解精神，使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选择不同类型诉讼程序的权利。在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调解时做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工作，使双方当事人明确表态自愿同意或不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活动。即对当事人选择不同诉讼程序（开庭审理或进行调解）的认知的调解。[2]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同意调解后做调解工作。故，动员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也应属于法院调解工作的范畴。在当事人未主动要求调解时，法院就不能主动进行调解，显然是对人民法院调解内涵的一种错误理解。调解的启动和进行一样都应属于法院进行民事调解的范围。对调解的启动、进行完全可由法院掌握和主导，但对最终的调解结果则必须由当事人自愿达成合意才不违背调解的自愿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的调解自始至终具有否决权，随时可以对法院的调解工作和进程说“不”。但是这种绝对的体现自愿原则的否决权并不具有禁止法院进行调解努力的功能。同时，否决是对调解内容的否决，没有内容就缺少行使否决权的前提和基础，即先有调解的启动、过程和内容然后才有否决权的行使。所以可以说《简易程序规定》第14条规定的法院“应当调解”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与调解的自愿原则相悖。法院主动调解并不违反调解的自愿原则。“应当调解”实质是对“调解”内涵的补充、扩展和完善。
二、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与“和稀泥”
1，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事实上，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民事调解，并不具备民事调解的价值取向。对事实已经被查清、是非已经被分清的案件进行调解在一方为单纯的权利享有者而另一方为单一的义务承担者时，是对权利享有者的合法权利利用司法权威强制剥夺的行为，同时也是对义务或责任承担者应当承当义务或责任的一种司法放纵。即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调解，是损害了权利者的权利而消减了责任者的责任。这明显地违反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其本质特征在于拥有权利享有期待利益的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以保证对民事责任和义务承担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削减，即以损害合法权利和期待利益为条件而去保护依法不应予以保护的责任和义务的承担。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此时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得以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故对已经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权利义务单一的民事案件，法院不应积极主动的进行调解，而应及时判决，以保护权利者的权利最大限度的实现和义务承担者的义务最大限度的履行。当然在权利者主动放弃权利要求调解时例外。
2，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案件进行民事调解，实质上是以法院或法官的讼利益取代了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是本末倒置之举。不可否认，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具有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经济节约，避免上诉，完成管理目标，获得经济奖励等。对一名法官而言，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较之判决结案具有更大的个人利益。调解结案的案件几乎可以避免一切对法官个人利益不利的内部管理规则。而判决结案的案件则对法官的个人利益随时随处都存在着威胁。所以在法官本人的个人利益和当事人的利益之间，法官通常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积极促进和采取保全个人利益的途径或方式来解决民事案件，而并不顾及当事人的利益。另外，一般情况下法官在民事案件中的个人利益的价值明显要小于当事人的诉讼价值。比如在一起承包合同案件中，被告拖欠原告承包款30万，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法官为了提高调解率而做工作让原告接受被告支付25万元的协议。而法官提高调解率的个人利益在于完成法院内部管理所确定的一定的调解率可得数千元的经济奖励。以法官个人数千元，甚至是数千元的几十分之一的经济利益而剥夺当事人几万元的诉讼期待利益，明显是不合理的。
3，“和稀泥”在民事调解中具有正当性。自愿原则将法院对民事案件调解的实质限制在对当事人诉讼和解的促成上。即法院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只是促成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故和稀泥之说其实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和稀泥”之说，只是单纯的强调了法院对民事案件调解过程的主导，而忽视了当事人对民事案件最终调解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当事人对最终调解协议的认可，必然是建立在对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责任划分的评判基础上的。所以对当事人而言，不管调解的形式、结果如何，都不存在所谓“和稀泥”的情况。因为当事人所能接受的调解结果是以其认可的事实和责任为基础的。对于当事人双方认可的事实和责任，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或侵犯第三者利益的情况下，法院又有什么权利拒绝认定呢？而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和法院均认可的事实和责任基础之上的调解结果又怎能说是“和稀泥”呢？所谓的“和稀泥”的调解方式的正当性还体现在：[1]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权利义务单一的案件不具有调解的价值取向（前文已有论述）。而重大复杂，事实难以查清，责任难以区分，权利义务交错的案件才具有调解的价值取向。对重大复杂的案件无须查清事实区分责任，即可通过调解工作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从而免去当事人诉讼之累，减轻法院分析判断之难，属双赢结果。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双赢，而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双赢。[2]对事实没有查清责任尚未区分的案件进行调解，并不意味着调解工作缺乏事实和责任认定的基础。只不过是把民事审判中法官对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与责任的区分在调解中转化到当事人身上而已（真正体现调解的自愿原则）。而当事人是民事案件纠纷发生时的亲历者，可以说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责任义务的区分较之于法官依据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更接近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所以说调解只要能保证当事人真正的自愿，即能在较为客观的事实基础上进行。而非“和稀泥”论者所想当然的缺乏事实基础。[3]从事实和结果的关系来看，在民事诉讼中事实决定结果，即有什么样的事实将产生相应的结果。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的事实导致判决结果的形成，而调解中，当事人对事实的自我认定，则产生调解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能产生合意达成一致，则意味着当事人双方各自对案件事实的自我认识是相当接近或基本达成一致的，否则就没有事实认定上的一致和表现在结果上的合意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建立在其共同基本认可的事实基础之上的。而对于当事人互相认可的事实，法院在诉讼程序中予以认定，则是有法可依的。
三、民事调解与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的概念源于美国管理专家杜拉克于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其精髓是让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订，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并努力完成工作目标的一种管理制度。目标管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它要求管理者对实现目标的手段要有相应的控制权力，并不宜过份强调定量指标而忽视定性的内容，并要根据多变的环境及时调整目标。而民事调解则需要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调解的进行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调解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双方当事人意志的同一，法官仅对调解的启动、进行和结果起一定的引导作用，并不具有对调解结果的控制能力，故，目标绩效管理并不适合法院对法官民事调解工作的管理。
2，将民事调解率纳入目标管理的范畴，实质是强化了法官个人利益对民事调解的干预。因为调解比判决更符合法官的切身利益。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者即法官，在对具体纠纷的解决持有自己的利益时，往往可以看到他为了使当事人达成调解的合意而施加种种压力的情况。使法官在引导调解并促成调解成功的努力中蒙上过于浓重的个人的功利色彩。
3，调解被部分当事人所利用，成为其达到不法目的的手段和帮凶。在法院将调解率纳入目标管理的范畴时，内部管理对法官调解率的要求通常会被当事人利用，进行恶意调解。部分当事人抓住法官急于通过调解结案以提高调解率，从而达到目标管理对调解率要求的心理，借助法官的调解达到拖延诉讼时间、减轻责任、逃避义务的目的。如在一起雇佣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包工头对拖欠某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和数额毫无异议，只以暂无力偿还为由积极鼓动主审法官进行调解，要求原告答应其延期还款和减少数额的要求。原告在法官的努力工作下，并为了能尽早得到被告所许诺的工资，无奈接受了被告的条件，在法官的主持下与被告达成了调解协议。而在调解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被告并未按期付款，待原告申请强制执行时，被告已经不知所踪。由此可见，纳入目标管理体系的民事调解，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预期利益的获得，不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