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外包法律分析

作者曾经接到一家软件公司法务部人员打来的咨询电话，探讨软件外包的法律性质，我的意见却没有得到这位同行的认可，使我不得不继续深入进行思考。

软件外包无疑是软件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软件外包不仅在我国发展迅猛，在世界范围内同样热潮滚涌。印度、爱尔兰、以色列等国已经在提供软件外包服务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

要分析一件事情，首先要捋清楚其基本含义，基本运做模式，才能在纷乱的表象里找出本质的法律关系。本人并没有工科的背景，对软件的了解仅仅出于兴趣，对于软件专业知识我是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去了解，去思考其中的法律关系，很多知识点可以上网去检索相关的资料，还可以问软件业内的朋友，都可以得到解答，基本能弄清楚。然而对软件外包却不灵了，我上网检索到的资料都是新闻，我的朋友中也没有人参与过软件外包。只好凭借自己在各种途径找来的只鳞片爪拼凑成一篇文字，抛砖引玉，期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软件外包的法律问题。
一、软件外包的含义
“软件外包就是软件企业选择合适的外包服务伙伴，将软件项目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发包给提供外包服务的企业完成的软件活动。”这是网络上的一个定义，但是本人并太认可，本人觉得有些狭窄。从实际情况来开，软件外包不仅仅包括软件企业对外发包，还包括其他直接需求的企业对外发包软件。

软件之所以被外包出去，主要是要降低软件项目成本。软件外包的兴起和繁荣，是国际软件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产业转移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推动软件产业的世界分工与协作的体现。

软件外包，我们似乎更多的是看到国外企业将其软件外包给中国企业，这蒙蔽了我们理性的眼睛，其实软件外包在国内也是比比皆是，这种外包形式更多是直接根据客户要求为其开发软件，国内很多软件公司实际就从事这种软件外包工作。
二、软件外包的形式
软件外包有人看做是软件OEM ，OEM是英文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的简写，不知道准确的中文意思，台湾人称为代工，有人称为委托加工，与OEM相应的另一个词叫ODM，有人称为委托开发加工。委托加工和委托开发加工到是很简练地区分了OEM、ODM两者的区别， OEM只是简单的加工，没有自己的技术含量，而ODM则有自主的技术在里面。我们都知道国外很多手机都是国内企业代工（OEM）的，而国内有的厂商，连技术都是代工厂的，这个时候，代工厂就不再是简单的OEM，而是ODM。软件外包同样也存在OEM和ODM的区别，我国软件外包的业务恐怕多是OEM，做一些比较简单、没有多少知识产权含量的苦力活。

软件外包也应该有这样两种形式：1、总包，2、分包。（这个总包、分包和建筑中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里所指总包对整个软件项目的总包，不是将一家企业所有软件的开发全部承包）基于软件的特殊性，我想一个企业不会将一个软件项目分开分别发包给几个软件公司各自来开发的，如果直接从发包的企业外包软件的话，应当可以总包的。从大量的报道来看，我们国家的软件公司基本是从其他软件企业分包而来的业务，这也就使国人产生了软件外包就是从软件企业分包业务的错觉。

从软件外包的内容看，凡是被分包出去的，都是软件系统非核心的内容。核心内容和技术都被总包的大型软件开发商牢牢控制着。做软件分包，为国外大型软件企业提供软件外包服务，就像民工为包工头做工一样，只是在做软件外包最底层部分的编码工作。如果一直做软件外包中的分包，对产品不能拥有任何知识产权，也始终没有任何技术竞争力。

我国软件外包企业中，在香港上市的中讯软件集团股份公司应当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被称为“外包第一股”，其93.28%的业务收入来自日本，而且主要业务集中在几家象NEC这样的特大型公司，我想这家公司应该是可以做总包的。
三、软件外包的法律分析
软件外包无论是总包还是分包，实际上都是别人付给你报酬，委托你来开发软件，你拿了人家的钱，按别人的要求为他开发软件，尽管那位软件公司法务部的同行不同意，本人还是认为，软件外包的法律性质其实就是简单的委托开发关系。外包方就是委托人，开发者是受托人。原始的发包人允许转包，也就有总包和分包两种形式。

委托开发的软件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知识产权（软件不仅享有著作权，还可能享有专利等其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接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基本都有这样的规定：委托开发的，知识产权归属有两种方式，一是双方约定，说好归谁就归谁，二如果没有约定那么当然地归属开发者。

软件外包无论是总包还是分包，如果是OEM，只是做一些编码等简单的活计，那么受托人恐怕没有太大的机会和委托人谈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如果是ODM，技术成果是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客气，当然要争取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

软件外包相当于工厂的代工，但是要比工厂生产似乎要复杂一些，工厂生产靠机器，而软件外包靠的是人工，工厂生产有非常规范的技术标准和工作流程，而软件外包却没有多少标准的东西，尤其是我国更多的是放手让开发人员自由的发挥。软件外包可能更为重要的法律事务是签订好委托开发的合同，更多的争议可能出现在委托开发合同里，所以对各种细节都要约定，避免争议的发生。

结语

随社会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软件外包必将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在我国大力推行软件外包时，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应当及早研究透彻，捋清楚法律关系，使软件外包在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运行，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这将对我国软件外包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为资料不全，本文不能透彻阐述，其中的错误本人深感汗颜，本人欢迎各种形式的指正。

作者：王瑜，联系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


该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对一起经济纠纷案的法理分析

杨涛 谢健

案情简介：1997年2至3月间，王某与刘某相识后，逐渐发展成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双方商议各自离婚再结婚。1997年8月刘某与前夫离婚，同月王某出资10万元为刘某购买往宅一套，房产所有权人登记为刘某，并由刘一直居住。1998年3至4月，王某又向刘某提供现金5万元和价值3万元的空调，同年4月21日，刘某向王某出具欠条一张，上书：“假如我嫁给别人，我将把购房款10万元、现金5万元、空调款3万元计人民币18万元归还给王某。”事后，双方产生矛盾，王某遂诉至某区法院请求归还上述款项。

王某在诉状中称：他与刘某就这18万元之间的关系是借贷关系，该借贷附了终止条件，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现在刘某要嫁给他人，应当视为所附的终止条件到来，刘某理应归还所欠的款项。在诉讼过程中，王某之妻杨某以此18万元是夫妻共同财产，而王某未经其同意擅自处理侵犯了其财产共有权为由要求参加诉讼，但法院未予准许。

某区法院一审与某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为：刘某出具给王某的欠条违反了第七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根椐第75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当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该欠条不能证明王某与刘某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其次，王某提供给刘某的18万元实质上是赠与行为，因此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与杨某对该判决均不服，在判决生效后向某省检察院申请抗诉。某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未经其妻杨某的同意，侵犯了杨某的夫妻财产共有权，杨某对本案争议的18万元有独立的请求权，法院不准许杨某参加诉讼，违反了第119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因此，某省检察院以终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为由向该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经某省高院的指令，某市中级法院再审认为：王某给付刘某的18万元时正处于双方同居期间，当时王某并未要求刘某出具任何手续，而是事隔一段时间后为了继续保持双方的同居关系，防止刘某另嫁他人，才要求刘出具欠条。事实上双方同居期间，王某并未要求返还，而是双方同居关系一旦结束，王某想要继续同居目的不能达到，又不甘心金钱损失，才诉至法院。由此可见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是特定目的赠与行为，刘已实际接受，该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其次，王某将18万元给刘某是通过购买实物及现金，而购买的实物又转入刘某所有，实际给付的是货币。货币所有权是以货币为标的物成立的所有权，货币的价值，并非基于货币的物质素材本身，而是基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全社会的信赖，因而对于货币的现实占有人，不问其取得原因如何、有无正当权利，而问其货币价值的归属者，尤其是作为交易媒介，货币的所有必须与占有相一致。王某对这18万元系占有人即所有人，其对18万元的处分是有权处分的行为，而杨某并非这18万元的占有人也非所有权人，即使是夫妻共同收入，在王某处保管，由于货币的特殊性质，王某对这18万元有权处分，刘某接受了这18万元就成了这18万元新的所有人，刘某与杨某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另外，王某以借款纠纷向法院起诉，双方当事人是王某与刘某，杨某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因而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无权请求返还这18万元。据此，再审判决维持了原终审判决。

评析：本案历经一审、二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最终仍以王某败诉、拒绝杨某参加诉讼而告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一审、二审法院还是检察院、再审法院都没有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抓住善意取得制度这一核心法律问题，从而导致判决不具法理说服力，不能令人满意。

笔者认为，要正确判明本案，首先要厘定本案中涉及的三个法律关系：

－、王某与刘某之间就这18万元发生的法律关系是赠与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我们认为很明显是赠与关系，这在几次判决中也阐述的很清楚。王某在与刘某同居期间，陆续将这18万元转至刘某名下，其目的是想要刘某保持与其同居，依照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无偿、实践、不要式合同，赠与标的一经交付，合同便依法有效。但在合同生效后，刘某应王某的要求出具了一张欠条，可视为双方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即对该赠与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即如果刘某嫁给别人，其获得的赠与财产返还给王某。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该解除条件显然违反法律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所附条件无效。但合同的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且造成无效的责任显然在王某，王不具有合同的解除权，因此，该赠与合同依法有效。

二、王某与杨某之间关于这18万元的法律关系。首先应该明确，王与杨是夫妻关系，这18万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此笔巨款在民法上性质是共同共有。对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在该财产未分割前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同意。在本案中，王某将18万元赠与刘某，显然未征得杨某的同意，因此王某侵犯了杨某享有的共同共有财产所有权，是一种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杨某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可以向王某追偿，这一点在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中也得以阐述。

三、杨某与刘某关于这18万元之间的法律关系。前面我们已经阐述，王某与刘某之间是赠与关系，王某与杨某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那么杨某与刘某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这关系到杨某能否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主张王与刘的赠与行为无效而向刘某追偿这18万元，这也是本案的关健。我们认为应当运用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来加以分析，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即不知或不应知道）就可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第三人在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第三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第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第三人刘某如果取得这18万元时是善意的，那么就取得所有权，杨某也无权主张刘与王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我们认为刘某取得该财产时应当不是善意的，首先，刘某与王某是非法同居，且王并未与杨解除婚姻关系，从一般常理来讲，刘某应当知道该巨额财产是王某与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足够的相反证据证明。其次，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第三人是无偿取得某项财产，则不论其取得财产时是善意还是恶意，所有人都有权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因此，我们认为，杨某与刘某存在不当之利之债的法律关系，杨某有权要求刘某返还该18万元。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却未运用善意取得制度来深入阐述本案。而法院的再审判决却把对货币的占有等同所有，把货币等同无因证券，从而抹煞了善意取得制度。众所周知，有些证券（如票据）具有无因性，但这种无因性是指该证券的占有人在行使权利时可对抗义务人，而证券的恶意占有人并不能以此对抗原所有人向其主张权利。更何况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不是证券，在民法中性质是种类物，民法将物分为物定物与种类物，主要基于以下法律意义：1、基于客体是物定物与种类物，可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2、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不同；3、意外毁损灭失的法律后果不同。货币本质上仍是物，自然应遵循物权的基本原理，遵循善意取得制度，如果货币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占有人将该货币转让，应看第三人取得时是否善意，如果不是善意，所有人当然有权主张转让行为无效。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杨某是否有权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结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必须以他人之间的诉讼正在受诉法院进行为前提；2、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具有实体的请求权；3、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并以本诉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本案中，杨某是这18万元共同财产的共同所有人，对于王某的侵权行为及刘某的不当得利之债享有独立请求权，有权要求法院对王与刘之间的赠与行为予以撤消，因此，其当然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

最后，有一点我们认为必须补充的是，无论依照社会公德、善意风俗还是立法本意，在婚姻关系中，应依法保护无过错一方，对第三者的不当利益不予支持，以维护正常婚姻关系，这是本案审判时应当考虑的。

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对其赠与刘某的财产无权要求返还，但杨某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法院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某与刘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如果刘某因该赠与行为的撤消遭受损失，能否要求王某予以赔偿，应视当时具体情况而定，此是后话，不在本诉考虑之列。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3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