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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证据

2000年10月20日 16:28 刘星

清朝道光年间，有一官员叫邓廷桢。邓廷桢名震四海。因为，他曾和林则徐一起同英国人打过鸦片战争。史书对此夸过两句。邓大人是嘉庆进士，为官精明，细中有细，办案子也是口碑极好。

邓廷桢曾作过西安知府。以今人眼光来看，知府一类的官员，在工作上可称作“万金油儿”。大凡辖内之事，均要过问。这是职责。审案断狱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是不能不管。作为知府的邓廷桢，审过一个案子。

此案为砒霜毒杀。原来，当时汉中兵营里有个叫郑魁的士兵，被控谋杀。证据显示：他把砒霜放入了一个馒头里；馒头被人吃了；吃的人最后一命呜呼。证据除砒霜、验尸报告之外，就是三个证人证言了。证人有卖砒霜者、卖馒头者，另外一个是卖者二人的邻居妇人。

邓廷桢开始时对其他证据没啥疑问，惟独觉得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的证言，暗藏蹊跷。他在琢磨，这卖馒头是种生意，此等生意为薄利买卖，一定要多些人来关照才能维持下去。这人一多，卖者怎能记住“买者买了几个馒头”，“具体何时光顾”，“一日有多少人向其递过银两”，以及“每个买者具体相貌”之类的问题。

就这样，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被传到了官府。两人一进衙门，邓廷桢便开门见山，径直讯问：“卖馒头的，你一天下来卖多少馒头？”卖馒头者说：“回大人话，一天下来至少二三百个。”邓廷桢又问：“买馒头的平均一次买几个？”回答是：“三四个。”邓大人自言自语道：“这么说来，你这一天，多少也要遇上百来号顾客了。”回音儿跟着出来：“那还用说。”

邓廷桢趁势追问：“这百来号人的样子、姓名、买馒头的时间，你能记清楚？”卖馒头者想都没想，回答：“自然是不行，大人您才有这本事。”邓廷桢瞪了那人一眼，喝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何独独记下郑魁在某日买下你的馒头？！”卖馒头者傻了，半晌儿答不出话来。最后，他照实招了：是县衙门为了破案，要他这么说的。一问那邻居妇人，情形也是差不多。

回头再瞧验尸报告，上面仅说：死者嘴唇发青。再仔细解剖尸体，查明死者死于狂犬病。这病也会使死者嘴唇发青。原来，死者的确和郑魁斗过嘴儿，不过，郑魁买砒霜是为了毒死小老鼠。至此，案情清晰了。

案子审得算是不错。邓廷桢为自己光荣历史也添上了一段佳话。

只是，我们这里更为关心这样一种现象：在刑案审判中不断追问证据。国人在刑案审判中，对证据的态度，往往像侦查破案那样，力求向证明犯罪成立的方向使劲儿，并不经常怀疑追问证据，除非遇到了特别意外的情形。因为，国人容易具有这样的观念：刑案审判，是国家对付犯罪的手段，国家利益第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第二，而且，那权利甚至可能是不重要的。

邓廷桢的审案方式，便是反向怀疑追问证据。换个说法，已经有许多证据搁在那儿了，但是，判官应该不断设置疑问、排除疑问，反复推进，……直至证据无法怀疑了，再定罪。这样一种方式的背后观念，是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起码，并不认为国家利益一定时时处处都在个人权利之上。虽说那阵儿的邓大人脑袋里没有“权利”的词汇，可类似的意思，却是有的。

说来，不少“洋鬼子”对刑案证据的态度，大体和邓大人的差不多。就是那会儿的英国人，也是这般。在刑案审判中，英国人不仅有法官，还有一窝陪审团。这些角色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设置怀疑、排除怀疑，反复推进，将证据打破砂锅问到底。只要有点疑问，便不定罪。直到没有怀疑了，才把嫌疑人定为罪犯，打进大牢，或者送入阴间。

邓廷桢式的“追问证据”，没有流传开来。个中原因，蛮复杂。而且，有时的确难说这样追问证据就一定是不错的断案方式。社会太乱，犯罪丛生，邪恶之火难以抑制，便需要基本证据确凿即可定案的审判方式。打破砂锅问到底，是耽误工夫。但是，“追问证据”有时是有意义的，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