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2007]235号


各上市公司：

为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上市公司贯彻执行好2007年正式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2006》（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及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以下简称《年报准则》），现就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维护证券市场“三公”原则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内部管理制度，明确公司各部门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在2007年年度报告编制、审议和报送工作中的职责，确保按期披露年度报告。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信息披露内控制度的要求，履行必要的传递、审核和披露流程，关注个人签字责任和对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所负有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涉密人员在年度报告编制期间，负有保密义务。年度报告公布前，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向外界或特定人员泄漏年度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业绩座谈会、分析师会议、接受投资者调研座谈等方式。上市公司如需向银行、税务、工商、统计、国资委、外管局等外部使用人提供年度统计报表的，其提供时间不得早于公司业绩快报的披露时间，业绩快报的披露内容不得少于向外部使用人提供的年度统计报表。

在2007年年度报告披露前30日内和年度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10日内，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得买卖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期权的授权和行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得选择上述期间进行。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粉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编制和披露虚假财务会计报表。

二、公司治理情况的披露及相关工作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年报准则》的要求披露公司治理结构情况，而且应当根据2007年度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情况，及时落实相关整改措施，并在2007年年度报告“公司治理结构”部分对公司今年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下发的整改意见函、整改的措施及其进展情况、未及时整改问题的原因及其预计整改时间进行总结说明。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年报准则》的要求披露报告期内选举或离任的董事和监事、聘任或解聘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及董事、监事离任和高级管理人员解聘原因。上市公司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应当取得行业主管部门任职资格的，应当在取得任职资格后方能就任。

三、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对内控制度的检查和披露

上市公司应在2007年年报中全面披露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的情况，包括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的工作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的设置和人员到位情况、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有关工作的安排、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

鼓励央企控股、金融类及其他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在披露2007年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机构对自我评估报告的核实评价意见。

四、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职责，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维护审计的独立性

上市公司应建立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包括汇报和沟通制度。独立董事应在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过程中，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责任和义务，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层应向每位独立董事全面汇报公司本年度的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同时，公司应安排每位独立董事进行实地考察，上述事项应有书面记录，必要的文件应有当事人签字。财务负责人应在为公司提供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以下简称“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审计前向每位独立董事书面提交本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及其它相关资料。公司应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和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年报前，至少安排一次每位独立董事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见面会，沟通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独立董事应履行见面的职责。见面会应有书面记录及当事人签字。

上市公司应建立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工作规程至少包括以下工作职责：审计委员会应当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本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并以书面意见形式记录督促的方式、次数和结果以及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审计委员会应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形成书面意见；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后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再一次审阅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形成书面意见。审计委员会应对年度财务会计报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核；同时，应当向董事会提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和下年度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审计委员会形成的上述文件均应在年报中予以披露。

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披露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年报准则》的要求，准确披露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包括以信托方式形成实际控制人和无法确定实际控制人的情形。上市公司无法确定实际控制人的，应当披露最终控制层面持股5%以上股东的情况。无法确定实际控制人的情况是指：最终控制层面存在多位自然人或自然人控制的法人共同持股的情形，且其中没有一人的持股比例超过50%，各自的持股比例比较接近。持股比例是指持有或控制下一级控制层面公司的股份比例。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将控制关系的变动情况告知上市公司。

六、上市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披露

上市公司应当根据《年报准则》的要求，准确披露持股、参股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特别是上市公司参股上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上市金融企业的情况。上市公司应当重点披露取得股权的最初投资成本、持股比例、期末账面值、本期收益、会计核算科目和股份来源。

七、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情况的披露

上市公司应当在2007年年报“董事会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技术创新情况（节能减排情况如环保情况），公司的研发投入，以及自主创新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地位的影响等。

八、认真执行新会计准则，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好年报财务信息的编制和披露工作

2007年是新会计准则正式实施的第一年，上市公司应认真执行新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根据《关于做好与新会计准则相关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06〕136号）的要求，以重要性原则为基础，遵循谨慎性原则，对执行新会计准则过程中的重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做好2007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确保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一）按照新会计准则编制2007年年度财务报表。

上市公司应当全面执行新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和相关解释公告的规定，编制2007年年度财务报表，尤其重点关注财务报表附注的编制和披露、准确区分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正确计算和披露2007年度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标，特别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基础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标，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制订合理的会计政策、做出恰当的会计估计。

上市公司应当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结合公司自身业务特点，及时制订（确定）或修改原有会计政策，作为2007年度会计核算的基础和依据。上市公司在披露修订后的会计政策时，对于会计准则赋予会计政策选择权的，董事会应当在年报“董事会报告”中说明做出选择的理由和变更的差异情况。部分适用境内外会计准则的公司，董事会也应当在“董事会报告”中对差异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年报“董事会报告”中对公司做出的重要会计估计，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预计负债的估计、重要参数（实际利率或折现率）的选取等，存在的主观判断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会计估计可能发生变化及其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三）充分披露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上市公司应当在“董事会报告”中，详细披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和投资性房地产等项目公允价值的变动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包括分类及汇总披露其金额及占利润的比例，并就其盈利的可持续性、风险及未来趋势进行充分的分析和披露。

中国证监会将在年报披露工作结束后开展现场检查，报告期内存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以及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况的上市公司将被列为首批必检公司。现场检查除核实年报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外，将重点检查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履行情况、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的实施情况。一旦发现年报虚假和不按规定披露等重大违规问题，中国证监会将依法追究公司和个人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精神病人上诉案引出的法律问题

张向阳


被告人闫某因对政府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产生不满情绪，遂持刀闯入政府办公大楼将一名干部砍伤(轻伤)，一审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闫某有期徒刑二年。闫某提出上诉，要求二审为其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经二审法院委托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鉴定，闫某确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处于疾病期。
二审期间，随着诉讼进程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程序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大，但却直接影响诉讼的进行和被告人的实体权利。仔细斟酌，发现许多办案思路和习惯并没有真正体现法律的本意。
一、首先，精神病人能否仅以自己的名义上诉?显然不能，既然不能，是否应该否认其提出上诉的效力，按无效上诉处理，从而直接导致一审判决的生效呢?这样做，显然有失偏颇也不妥当。本案被告人闫某一审时未予鉴定，是按其神志正常下判的，宣判时被告人当即表示要上诉(宣判笔录中记载)，一审法院依法将案件材料报送二审法院，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二审受理后，在讯问被告人时发现被告人本人并不愿意上诉，是其近亲属(一审辩护人，不是法定代理人)未经其同意提出上诉的，而且唯一的上诉请求就是要求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虽然在鉴定前暂时还不能从法律上认定其为精神病人，但经过阅卷，发现被告人有精神病史，多年来一直病休在家，单位和居委会均按精神病人对待，因此，鉴于这种状况，不应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个人意思表示判断处理，更不能据此简单地否认其上诉的有效性。尽管最终其亲属未征得其同意而以其名义提出上诉，是因为亲属一直认为其是精神病人，且在一审时即已提出鉴定申请。而究竟是否有病乃至承担刑事责任，在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前还不得而知，只能存疑。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应暂按有病处理为宜。程序上的小小瑕庇完全可以合理补救：即征求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如其同意上诉，便会产生对上诉的有效性予以追认的效果，本案则继续审理；如其不同意上诉，则上诉无效，原审判决在上诉抗诉期满后生效。总之，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以无效上诉处理，从而直接剥夺了被告人享有的诉权，表面上看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实际上未贯彻疑案从轻的原则，由于机械死板地适用法律条文，导致这样一种现象：个案正义未能实现，却连普遍正义也丢掉了。疑案从轻的原则不仅仅要体现在实体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而且还要在程序的操作上亦应有所体现，这样才能全面的展示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和文明司法的价值取向。
二、上诉案件审理中，当案件事实发生变化，出现新的事实和重要证据，应发回一审重新审理，这样控辩双方对新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各抒己见，当庭质证、认证，宣判后，不服者皆可上诉或抗诉，有利于双方特别是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并非每案必须发回重审，如本案中，上诉人请求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先由原审法院组织鉴定。如鉴定没有病，则维持一审判决；如鉴定有病，则只能发回重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尽合理，发不发应区别不同情况对待。如经过开庭审理，并且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均无异议，一审无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完全可以在二审判决结案；如有异议，再发不迟。具体理由如下：
《刑诉法》189条(三)项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具体到本案，被告人闫某的法定代理人在一审时即已申请精神病鉴定，但未予准许。二审鉴定后，闫某确为精神病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如开庭审理时，控辩双方对被告人患精神病的事实和鉴定结论等新的证据均无异议，而且在适用法律上亦无分歧意见，依法改判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如此，即使不发回重审，不走一审程序，也不会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影响公正审判。而且在实体上，使被告人尽早获得公正的判决，客观上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其合法的权利，符合立法精神和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
二审作出终局性处理，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尽早给被告人一个结论，特别是被羁押后的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可以尽早获释。审判效率同公正一样，是诉讼程序价值的内在要求，二者是诉讼这驾马车上不可或缺的两个车轮，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迟到的正义就是不正义。本案如果发回重审，而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与二审直接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的改判，应该说并无分毫之差，因为一旦查明被告人是精神病人，依法均应宣告其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控辩双方经过开庭审理对全案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均无争议，这便意味着具备了一个诉讼程序终结的条件，如再发回重审，进行程序转换，无疑使基层审判人员徒增工作量，加剧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而文来文往，是需要时间和费用的。这边结案、退卷，那边又立案受理，接下来要开庭审理，开庭审理前还要为控辩双方留出至少十天的诉讼准备期，宣判后(只讨论不上诉)还要等到上诉、抗诉期满后判决才能生效。所有这些程序走完必然会延缓终局结案日期的到来，看似两级法院均未超审理期限，也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但对当事人来说，实则人为地变相拉长了审限，不仅对被告人不公平、不正义，而且因其使一审法院案件发还重审率提高，年终审判质量考核亦受影响，对基层审判人员也是不公平的。
当然，二审要改判结案必须有两个前提。首先，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本案被告人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结论，经过庭审质证后，双方均无争议，即可当庭认证，被告人闫某便只能被判决宣告不负刑事责任，较之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二年，无疑未加重对其的刑罚；另外，本案中无《刑诉法》191条规定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之情形，且上诉理由中亦未提出涉及该条规定的理由，这种情况下仍然发回重审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实际意义。
三、上诉案件，如开庭审理，必须要在开庭十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刑诉法》188条)，那么，对被告人这一方，在二审阶段是否也要留足至少十日的诉讼准备期，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一审程序中是明确的。《刑诉法》151条(二)项规定：“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对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其用意就是，法律给予至少十日这样一个期限，可以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更多的时间了解起诉的内容，及早知道指控的罪名及事实依据，使辩护人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为被告人做好辩护准备，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对于二审，特别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启动的二审程序，由于法律对此未予明确，实务中有人往往认为可不受十日期限的限制，只要在开庭审理三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和各诉讼参加人出庭即可。至于讯问被告人则在开庭前随时可以讯问，并告知其诉讼权利，这是错误的。
刑事诉讼的本质是国家如何在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之间达成平衡。一方面被告人是有罪之人，国家要追诉他；另一方面国家也要对其人权加以保护，要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的行使。控方享受至少十日的诉讼准备期，那么，辩方(被告人)亦应如此，尤其是在抗诉的时候。国家制定刑诉法的目的在于为个人与国家追诉机构进行的对抗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保障。这些程序设计旨在保证被告人与国家追诉机构一起，成为诉讼的主体，而不是消极等待国家处理、被动承受国家追究的诉讼客体；同时保证除追诉角色不同以外，没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践之分。这样刑事诉讼才能具有理性抗辩的性质，而不是赤裸裸地报复和镇压。正因为如此，刑诉法才具有“被告人权利大宪章”的特征。而且，这样处理也有法律依据。刑诉法19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案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长期以来，由于受司法文化传统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至今仍然对审判人员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程序公正的重要性，而程序公正就要求贯彻公平待遇原则，在诉讼活动中的各项规则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司法面前人人平等，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各方当事人都可以享有平等的诉讼准备和举证、质证的权利与机会。
四、开庭审理前，对有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的被告人，当然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代为行使诉权。不管被告人是否能辩别是非，是否能正确表达个人意志，都应当庭听取其供述和辩解和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方面提出的意见，并应记录在案。一方面有助于查清其所实施的非法行为的事实，另一方面可通过其在法庭上的言谈举止，神情表现等帮助审判人员对其有病无病作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同时这也是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但如果病情发作，语言颠狂，行为不羁，非打即骂，无法参加诉讼的，则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1条，裁定中止审理，待病情稳定后再恢复诉讼。如被告人羁押的则应变更强制措施，由其亲属或者监护人医疗或由政府强制医疗。如果认为精神病人不能辨别是非，而可以不要求其直接到庭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五、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本案被告人闫某经过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和刑事诉讼等法定程序，确认其为处于疾病期的精神病人，依法不予刑事处罚。但如何在判决主文中表述，则形成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其有罪，再宣告其不负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闫某不构成犯罪，应宣告其无罪。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从法理上讲，精神病人由于其主体要件不符，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其实施的非法行为不能满足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的要求，故不构成犯罪。既然不构成犯罪，就应该宣告其无罪，这是司法(刑事诉讼)的基本功能。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六)、(七)两项规定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判决宣告不负刑事责任，亦未明确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审判实务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却多有判决宣告无罪的例子，学理上亦多认为应宣告无罪。此间道理就在于，虽然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造成一定危害结果，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但毕竟实施了一定的非法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具有社会危害性，在情理上(道德上)不具有正当性，不值得提倡和肯定。如对其宣告无罪，无疑是对这种行为的纵容和鼓励。而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之所以可以宣告无罪，是因为这些行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积极的社会意义，有利于营造弘扬正气和与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氛围。故应当提升到法律层面上对其加以提倡和肯定，事实上刑法和民法对这类私力救济行为均已作了专门的规定。因此，本案的判决主文中既不能认定闫某有罪，也不能宣告其无罪，而应表述为：“被告人闫某对其实施的伤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由其法定代理人严加看管或医疗。”



作者简介：

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