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3号）
《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条例》已由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7月30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7月31日
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花卉产业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建立现代花卉产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花卉产业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花卉产业包括花卉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贮运、营销、售后服务以及与花卉产业配套的设施建设、物资供应、技术服务等。
第四条 花卉产业遵循开放式发展、市场导向、科技促进、突出特色、引进与创新并重的原则，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花卉产业发展工作的领导，将花卉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措施，完善协调机制，改善发展环境，促进花卉产业的发展。
按省花卉产业发展总体规划重点发展花卉产业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花卉产业发展工作的领导，明确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促进花卉产业的发展。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花卉产业行业管理的机构（以下简称省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花卉产业的法律、法规；
（二）组织编制省花卉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制定提出有关花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四）协助有关部门制定花卉行业技术标准；
（五）分析全省花卉产业发展态势和市场趋势，发布产业发展信息，受理登录、发布地方特色花卉品种，提供咨询及相关服务；
（六）组织、指导花卉交易市场建设、花卉科研、技术推广、技能培训、标准化种植、培育和开拓花卉市场；
（七）负责省级花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八）指导州（市）、县（市、区）花卉产业发展工作和有关花卉组织的业务工作；
（九）协助处理花卉产业涉外事务，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花卉产业行业管理的机构（以下简称有关州市县花卉产业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做好花卉产业发展工作。
农业、林业、科技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花卉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发展规划
第八条 省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在组织编制省花卉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时，应当综合考虑气候、地理、资源、文化、市场及运输条件等因素，根据发展现状和条件，明确发展思路和目标、发展重点和布局、发展对策和措施，并与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省花卉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应当征求州（市）人民政府和省级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九条 省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省花卉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组织编制花卉产业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有关州市县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省花卉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地区花卉产业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上一级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经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花卉产业发展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科研与开发
第十二条 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资金扶持花卉产业的基础性研究和花卉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进花卉科技成果转化，提升花卉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产业综合实力，支持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培育创新型花卉企业。
第十三条 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花卉种质资源库，定期公布本省重点保护和可供利用的花卉种质资源目录，做好花卉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登记、保存和推荐使用工作。
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帮助和指导科研机构、企业建立花卉种质资源库。
省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应当协助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花卉种质资源普查、重点考察和收集工作，组织评选、推荐优异花卉品种。
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院校、科研机构驯化、培育、示范和推广花卉新品种，开展花卉生产技术以及产品标准、土壤治理、病虫害防治、采后处理、贮藏运输等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支持引进和开发花卉环保生产技术及其推广应用，实现花卉环保生产。
第四章 引导与扶持
第十五条 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花卉主产区、花卉产业园区建设，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进入花卉主产区、花卉产业园区聚集发展；加强花卉生产设施、物流体系和交易、信息平台建设，改善花卉运输、交易条件；加强花卉文化建设，提高花卉产业的附加值。
第十六条 省、有关州市县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花卉产业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引导花卉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特色花卉生产；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按照花卉生产标准规范化生产，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第十七条 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资金扶持花卉产业的发展，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加大投入。
第十八条 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农业产业化资金、科技发展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及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等，对花卉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在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生产、运输、销售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十九条 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引导花卉生产者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在花卉种植用地内可以兴建花卉温室、大棚及其配套附属设施，但不得破坏耕地的耕作层，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涉及农用地转用的，依照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
花卉种植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需要恢复为原用途的，由花卉种植用地使用权人负责恢复。
第二十条 进口用于科研和种植的花卉种子由省农业、林业、财政部门及昆明海关、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和免税审批手续。
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的花卉产品，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鼓励金融机构为花卉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开发适合花卉企业的信贷产品，增加信贷投入。
鼓励花卉企业上市融资。引导花卉企业通过多种渠道依法融资。
第二十二条 鼓励花卉企业通过联合、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等方式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带动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实现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创建名优花卉品牌。
支持国外、省外企业投资云南花卉产业，鼓励省内花卉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五章 新品种保护
第二十三条 省、有关州市县花卉产业管理机构应当扶持企业、院校、科研机构和个人培育花卉新品种，鼓励与国外育种者联合育种。
鼓励依法引进、出口和使用花卉新品种，花卉新品种及其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合作培育的花卉新品种，合作方按照合同的约定享有品种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符合引进或者出口花卉新品种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向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品种权，也可以依照《云南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花卉新品种注册登记。
第二十六条 经我省注册登记的花卉新品种，保护期限自登记之日起，草本花卉为5年，木本花卉为10年。
我国加入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成员国已经授予品种权的品种，在我国尚未取得品种权，但已在我省注册登记的花卉新品种，保护期限参照该国相关规定予以确认。
第二十七条 花卉生产者和经营者需要使用花卉新品种的，应当经花卉品种权人、注册登记人授权或者许可，并按照协议约定使用。
花卉生产者和经营者获得授权或者许可使用花卉新品种时，不得侵犯品种权人、注册登记人的合法权益。品种权人、注册登记人在提供花卉新品种时，不得损害花卉生产者、经营者和其他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转让花卉品种权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转让注册登记的花卉新品种，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由登记机关予以公告。
第二十九条 在本省培育花卉新品种取得品种权的单位或者个人，由省人民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
奖励的具体申报、审核工作由省花卉产业管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服务与保障
第三十条 省、有关州市县花卉产业管理机构以及农业、林业、科技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花卉从业者提供创业培训、项目策划、市场营销、生产技术、产品标准、生产保险、知识产权代理、商务代理等方面的服务。
花卉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以花卉试验示范基地为依托，向花卉生产者提供花卉种植技术培训、良种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无偿服务。
第三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因科研和育种需要利用花卉种质资源的，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花卉管理机构应当提供服务和帮助。对符合条件的，花卉种质资源保护区（地）、花卉种质资源库应当及时提供种质资源材料。
第三十二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支持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开设花卉专业，加强对花卉产业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技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展花卉园艺职业教育，支持花卉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及其他有关机构对花卉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第三十三条 花卉交易市场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市场交易设施，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规范交易行为，及时搜集、整理、发布花卉产品产销信息。
第三十四条 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推进花卉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实现花卉企业信用信息的查询、交流和共享。
第三十五条 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花卉市场风险的防范机制，加强风险预测和风险提示。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对花卉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省、有关州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财政、民政、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应当对受灾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依法给予补助。对参加农业保险的，保险人应当及时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第三十六条 除主要林木的商品花卉种子外，从事花卉种子生产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繁殖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二)具有无检疫性病虫害的生产地点；
(三)具有与生产相适应的资金和生产、检验、仓储设施；
(四)具有相应的专业生产和检验技术人员。
花卉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检验、贮藏等应当符合国家质量管理规定和行业标准。
花卉种子质量的检验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承担。
第三十七条 省、有关州市县花卉产业管理机构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可以对品种权侵权纠纷和其他有关花卉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履行；未达成协议或者不履行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花卉产业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保护花卉品种权及其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职责的；
（二）非法干预花卉生产经营活动自主权的；
（三）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省花卉产业管理机构或者有关州市县花卉产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花卉种子，是指花卉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
本条例所称的花卉新品种，包括国家已经授予品种权的新品种；我国加入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成员国已经授予品种权的品种，在我国尚未取得品种权，但已在我省注册登记的花卉新品种；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花卉加以开发，并在我省注册登记，尚未取得品种权的花卉品种。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探析
尚绪芝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极遭到破坏，实际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生活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在古代社会法律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在古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中盛行的确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笔者初步归纳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会婚姻遗风的影响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无论传统是什么样的，无论我们的好恶如何，也无论我们主观上如何想抛弃它，……但事实上它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一切的一切，仍是在传统的影子下渐进，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传统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遗风对于文明社会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种形态：
群婚。在该婚姻形态下，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正如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该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婚姻规则是：不允许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行为，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该婚姻形态下的婚姻规则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内部兄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规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为夫。与现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自属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归。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极不牢固的。婚姻关系松弛，双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维持婚姻关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看，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这种婚姻遗风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国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发达，更不用说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过法律规定婚姻制度更是没有提上日程，所以众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对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没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习惯法是非常重要的渊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来源于古老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这样说来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必然被带到了文明社会。继夏之后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婚姻制度方面从来实行的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婚姻问题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它是人伦之本，没有它，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着婚姻家庭的诸多价值观都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大事，给以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样的认知呢？《礼记·婚仪》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功能观。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两性自身为中心的，承载着“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这样的两大社会功能。
从宗族的延续方面看，宗族的延续和壮大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宗族的人丁兴旺。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较高，在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缓慢。据资料统计，从夏初到春秋战国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1.7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0.6‰。从战国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增长了16.6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1.2‰。[2]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数的方法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不足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一般来讲，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权，妇女被当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的话，则会被人耻笑或鄙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口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将“无后”看成是对父母甚至是对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在这种观念的趋势驱使下，又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总之，为了长久维持神圣的祭祀权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断”，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三、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或统治地位，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信手拈来。
从男女性别比例看，学者姜涛在其著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多女少的事实并说明了原因。他说：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从男女的社会角色看，中国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男性主宰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领域，仅仅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在社会角色方面，如果说男性是主角的话，那么女性充其量仅仅是个配角。
从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担着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供养家庭的责任，同时架起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宣扬的“父权和夫权”就能体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给男性提供各项舒适的，对男性要服从、顺从、忠贞，同时还承担着“相夫教子”、“敬老护幼”的基本职责。这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强压下，广大的中国古代妇女找不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反倒认为委身于男性为妻、为妾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念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扫清了意识障碍。
四、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人们对“皇权”、“皇帝”的景仰达到极至，因为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权与皇帝又常常与“尊贵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对神的景仰不亚于对皇帝皇权的景仰。在“皇权崇拜”的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应该遵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等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尊君意识。强烈的尊君意识也强化了人们对皇帝行为的争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多妾”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现象。墨子曾描绘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治者的妻妾状况，他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载汉武帝时期后宫佳丽数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推定后宫人数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从皇帝的儿孙数也可反映出来。一个皇帝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儿子的现象并不罕见，西汉景帝就有十三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个儿子。[1]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几方面仅仅是就教学过程中的积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尚绪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职称讲师，最高学位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６３号） 邮编：３００１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