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市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暂行办法
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襄樊市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襄樊市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襄樊市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健全市场信用体系，提高企业信用意识，促进交易安全，维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促进襄樊经济健康发展，根据《湖北省合同监督条例》、《企业法人登记公告管理办法》、《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等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全市范围内的各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是以企业登记和各类监管信息为基础，以企业信用分类管理软件技术为依托，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企业信用标准将企业分为不同的类别，并依法采取相应监管措施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企业信用等级分类遵循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科学分类的原则，与企业年检同步进行。
第五条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企业信用监管工作。
各县（市）和襄阳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信用监管工作。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利用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工作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对企业信用进行评比、评估、评定，以及颁发信用等级牌匾和公开企业信用分类等级等。
税务、质监、银行、海关、安全、外汇管理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企业信用监管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二章分类监管体系
第六条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体系由市场准入、经营行为和市场退出三方面的内容构成，同时考虑其他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税务、质监、金融、海关、安全、外汇管理等情况。
第七条市场准入条件。
反映在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过程中企业的信用状况，内容包括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情况以及是否登记注册，主要衡量企业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涉及以下内容：
（一）企业名称；
（二）投资者的身份；
（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
（四）章程；
（五）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的身份证明、任职资格和任职文件；
（六）出资情况及验资报告；
（七）前置审批文件；
（八）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
（九）经营场所证明；
（十）经营期限；
（十一）变更登记情况；
（十二）分支机构情况；
（十三）企业分立、合并及减少注册资本时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
（十四）年检申报材料；
（十五）生产许可证、资质管理和强制性认证情况；
（十六）法定备案情况；
（十七）法定公告情况。
第八条经营行为条件。
反映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信用状况，内容包括年检、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举报、投诉，以及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处罚情况，主要衡量企业是否守法经营，在交易活动中是否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涉及以下内容：
（一）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登记事项遵守情况；
（二）对外投资情况；
（三）合同签订和履约情况；
（四）公平交易情况；
（五）广告行为情况；
（六）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使用、保护情况；
（七）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八）动产抵押情况；
（九）产品质量检验情况和安全情况；
（十）其他经营情况。
第九条市场退出条件。
反映企业在退出市场过程中的信用状况，内容包括注销登记和吊销营业执照情况，主要衡量企业在退出市场时是否依法进行清算。涉及以下内容：
（一）破产宣告、解散或吊销事由；
（二）清算人；
（三）清算公告情况；
（四）清理债权债务情况；
（五）清算报告。
第十条其他条件。
是除市场准入、经营行为和市场退出以外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有关内容：
（一）资产状况；
（二）银行信用等级情况；
（三）纳税信用等级情况；
（四）财产担保情况；
（五）有关行政处罚、被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以及股权冻结情况；
（六）其他与企业信用相关的情况。
第三章分类监管标准
第十一条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
依据采集到的企业信用信息状况，将企业信用分为A、B、C、D四个类别进行内部监管。A类为守信企业；B类为警示企业；C类为失信企业；D类为严重失信企业。
第十二条A类守信企业标准.
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良好商业信用。守信企业应符合下列标准：
（一）市场准入条件真实、合法、有效，为免检企业或年检为A级企业；
（二）投资人的出资到位率符合规定要求；
（三）除不可抗力、对方当事人违约以及依法变更、解除的合同外，合同履约率达100%，年度被公示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四）一年内在公平交易、广告、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保护、动产抵押等方面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记录；
（五）其他条件：
1、资产状况良好；
2、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
3、纳税信用等级被评为A级；
4、一年内无被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记录、无被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记录和股权被冻结情况；
5、获得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信用类荣誉称号。
第十三条B类警示企业标准.
有一定的失信行为，具体标准如下：
（一）市场准入条件真实、合法、有效，年检为A级；
（二）以非货币方式出资在企业设立后法定期限内尚未办理过户手续，投资人出资未按规定期限到位；
（三）除不可抗力、对方当事人违约以及依法变更、解除的合同外，合同履约率在80%以上（含80%，下同），无合同欺诈行为；
（四）在公平交易、广告、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保护、动产抵押等方面有涉嫌违法行为正在立案调查；
（五）一年内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记录；
（六）其他条件
1、经营上出现较大亏损；
2、银行信用等级在BBB级以下；
3、纳税信用等级被评为B级。
第十四条C类失信企业条件.
有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具体认定标准是：
（一）市场准入条件真实、合法、有效，年检为B级；
（二）除不可抗力、对方当事违约以及依法变更、解除的合同外，合同履约率在80%以下，有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行为；
（三）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给予3万元以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记录或有违反专项规定被有关部门吊销相关行政许可、取消资质但不构成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四）其他条件。
1、已出现严重资不抵债；
2、银行信用等级在CCC级以下；
3、纳税信用等级被评为C级；
4、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有因违法经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记录。
第十五条D类严重失信企业标准.
有严重违法行为，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章分类监管措施
第十六条建立企业信用激励机制。对A类守信企业，应重点予以扶持：
（一）符合年检免检条件的，经企业申请，两年内可予以免检；
（二）除专项检查和举报外免于日常检查；
（三）办理年检手续时，免除提交年检报告书以外的其他年检资料，对具备免检条件的企业，免除年检实地检查，并免交年检费；
（四）公开良好信用记录。
第十七条建立企业信用预警机制。对B类警示企业，实行警示制度，并在日常工作中予以提示。
（一）采取案后回查；
（二）办理登记和年检时进行重点审查；
（三）公开违法记录。
第十八条建立企业失信惩戒机制。对C类失信企业要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一）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并采取案后回查；
（二）办理登记时进行重点审查；
（三）年检时列为B级，并依法进行限制；
（四）加强日常检查，必要时经市政府批准，可随时检查；
（五）公开违法记录。
第十九条建立严重失信淘汰机制。对D类严重失信企业，应加强吊销营业执照的后延监管工作，并实施以下监管措施：
（一）采取案后回查，重点检查其是否已停止经营活动并进行清算。回查中发现未停止经营活动的，要予以取缔，未进行清算的，要注明未经清算和负有清算责任的投资人，待清算完结后，再消除未经清算的提示；
（二）对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设立的分支机构要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并依法办理注销登记，对其投资的相关企业，要责令限期办理变更登记，以此督促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进行清算，否则对分支机构和相关企业要依法予以查处；
（三）对吊销营业执照负有清算义务的投资人在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可依法限制其对外投资；
（四）对被吊销营业执照负有个人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进行限制的原法定代表人或有关人员依法进行限制；
（五）选择典型予以公示。
第二十条建立企业信用修复机制。鼓励信用缺失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主动实施整改，自我纠正违法失信行为，并减轻和消除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之提前解除信用警示。
第五章企业信用信息归集
第二十一条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登记信息、各类监管信息，以及与信用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派出机构要在日常工作中，按照“谁登记，谁录入；谁检查，谁录入；谁处罚，谁录入”的原则，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企业的各种信用信息。
第二十三条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归集联席会议制度。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每季度末与司法、银行、税务、质监、安全、外汇管理、海关等部门进行一次信息沟通和信息交换，及时收集相关部门对企业实施许可和资质管理的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与企业信用有关的其他信息，充实企业信用指标的征信内容。
第六章企业信用信息披露
第二十四条企业信用信息披露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公告；
（二）书面通知；
（三）网上公示。
披露企业信用信息，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二十五条企业信用信息披露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开企业身份记录。
对企业登记事项等企业最基本的信息(营业执照内容)，应依法予以公告或提供社会查询服务；
（二）公开企业守信记录。
对年度被公示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获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消费者满意单位等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信用类荣誉称号的信息，要依法及时予以公示；
（三）公开违法行为记录。
对涉及企业信用的重大信息应依法进行披露，对所有行政处罚要按照结果公开的原则，作为企业信用信息予以记录并可提供相关当事人查询；对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应依法发布吊销公告；
（四）公示典型违法企业。
对违法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反响强烈的典型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并将该企业予以公示。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对企业信用资料及时建立档案。企业信用档案实行计算机和文书档案管理办法，并配备专人负责，做好数据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档案资料的查询办法参照《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企业信用协会会员在信息查询方面可按有关规定享有优惠。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法组织实施企业信用公示活动，如因公示主要内容失实，应在公示范围内恢复企业声誉，消除影响，并依法赔偿因错误公示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公示活动中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本市个体工商户的信用分类监管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襄樊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
吴丹红*
（来源：《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案例：2000年5月28日晚，社会青年甲、乙、丙、丁（年龄均为18岁）从舞厅回家经过某软件商店的存货仓库。甲提议：“我白天见这仓库里放了很多光盘，我们去搞一些来卖吧。”乙、丙、丁随即附和。于是四人趁着夜深人静，用钢管撬开仓库大门，各自拿了两箱电脑软件。甲离家较近，所以很快搬了软件回到家里。乙、丙、丁走在后面，想想不放心：万一第二天被发现了怎么办？于是三人合计后折回仓库准备毁迹。乙说：“便宜了甲这小子，要是出了事，我们就说是大家一起放的火，让他跟咱们有难同当。”于是放火烧了仓库，火趁风势烧了附近的几间民房，共计损失18万多元。后来东窗事发，对于共同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均无异议，但对共同的放火罪，甲不承认，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否认乙丙丁的一致指证。本案在合议庭的内部引起了争议（并不知道三被告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有的同志认为甲认罪态度不好，主张给甲定放火罪，并加重处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甲的邻居证明起火的时候甲已经回到房间，才免于错误定案。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在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在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能否定案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刑，而且是关系到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科学剖析与合理阐释，澄清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混乱认识，无疑会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共犯口供证明力的认识分歧及评析
从八十年代以来，诉讼法学界围绕此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至今尘埃未定。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六条）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1]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首先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因为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而证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局外人”，两者的地位显然不同，由此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显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后者的虚假成分更大；其次，即使把共犯口供当作证人证言看待，如果能相互印证但没有其他证据，仅共犯口供的一致而定罪，这也是与我国证据制度的原则和精神相悖的。因为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可行性仍然是不能确定的。“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2]如果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相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它曲解了立法精神，而且极容易铸成冤假错案。第二种意见似乎是一种太绝对化的观点，相对来说第三种意见兼顾了原则又附加了例外情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实践中实际上很难把握其所列举的条件：第一，对被告人有无串供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只限于表面判断，即使分别关押也不能排除被告人事前统一口径，如本文所述案例；第二，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确认共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例外情况为侦查人员怠于收集提供了借口；第三，由于目前实践中很难完全排除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因素，确认例外情况无形中诱使办案人员采取更隐蔽的方法违法获取口供，助长偏重口供的势头；第四，即使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根据共犯口供定罪仍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的可能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绝对，却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详细的理由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展开。
二、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作为定罪根据规则
如何对待共犯口供，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如果允许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由于共犯之间的利害冲突，有可能会存在嫁祸于人、主犯从犯地位颠倒等实体法上的问题，导致事实的误认甚至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警察仅仅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一旦被告人招认就万事大吉，这就必然会导致偏重口供、违法取供。如果不允许仅凭口供定案，会导致案件中可据以定案的证据减少，很多案件无法作出有罪判决，会有放纵罪犯的危险。[3]这实质上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与价值冲突：是偏重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从一定角度来说，打击犯罪也是为了保障人权，二者的基本落脚点应统一于保障人权——不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程序其实都不能完全做到惩罚犯罪并保护无辜者，做到每个案件的实体公正，好的程序设置只能在倾重于惩罚犯罪还是倾重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对无辜者定罪处刑的道德成本大于对有罪的人放纵惩罚的道德成本，所以总的错误成本前者要大于后者。[4]从实践来说，一次对无辜者错判的危害可以抵销十次公正的审判。反思我国历来“宁可错杀，也不放纵”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缺失的是保障无辜者的机制，这与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国际刑诉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主张前述第三种观点的人之所以要增加特殊情况下可以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若干条件，实质上仍是出于对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放纵罪犯的深深忧虑之表现。的确，不如此做，有的案件可能会因只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导致不能定罪，但是，这种案件永远是极少数，即使存在放纵罪犯的可能，也是以个案的不公正换取程序整体公正的合理代价。
而且，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来说，笔者认为也应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规则，因为：
第一，共犯口供仍属于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应符合口供的采证规则。全面地说，被告人的口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二是否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辩解；三是牵涉他人的供述与辩解。[5]共犯口供就属于被告人口供的内容之一。而且，由于共犯之间紧密的利害关系，其口供的虚假成分更大。
第二，我国证据制度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且刑事诉讼法地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案”，此处的“被告人”当然包括共犯被告人，仅凭共犯口供不能定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该原则的公然违背和破坏。
第三，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实际上为采证不严、草率定案开了方便之门。只要细致侦察，每个案件都有许多证据。共犯口供虽然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定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不应成为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否则很容易导致错案。如果随着刑诉法的发展在我国确立了沉默权的话，我们更是不能指望共犯口供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
第四，如果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那么被告人一旦翻供，该案就无任何佐证，会导致司法机关处于被动。所以国外的证据制度一般都规定共犯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这样即使被告人翻供，仍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前后口供的真伪。
三、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的规则
共犯口供属于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即使供述者并非有意提供虚假陈述，但其观察、记忆和叙述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供述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那采信的危险性就更大；另外，只有言词证据才可能包括案件事实已经发生和何人所为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实物证据一般无法同时包含此两方面的信息，所以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能否仅依据该证据定案的问题，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笔者认为，共犯口供还存在如下特点：首先，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有独立的证明性；其次，共犯口供因其可能避重就轻、嫁祸于人、逃脱处罚，在言词证据中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不能以若干共犯口供的机械相加就增加其证据的充分性；再次，共犯口供往往不象证人证言一样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其证明力一般只是靠司法人员的经验判断，因而更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
英美法系对共犯口供向来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明力。依英国判例，被告在法庭外所作的，对于被诉为共犯的人，不能作为证据；即使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以证人身份陈述对其他共犯人不利的事实，也必须参考补强证据。[6]日本法鉴于共犯可能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他人的一般化倾向，认为共犯自白是缺乏可信性的证据，也是危险的证据，如果没有补强证据而将共犯自白作为唯一的证据而认定有罪，这可以说是违反经验法则的；[7]我国台湾地区对共犯自白也规定需要补强证据，而且规定不能将各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相作为补强证据，即应当以自白证据以外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8]借鉴国外关于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普遍做法，在考虑制定我国的证据法时，规定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规则：
第一条：仅凭共犯口供而没有补强证据不能定罪，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只要没有其他证据，也一律不能定罪；
第二条：共犯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在有其他证据的时候，要以其他证据作为定罪的主要根据；
第三条：共犯口供不能相互作为补强证据，补强证据必须与共犯口供出于不同的来源，即只能是共犯口供以外的证据；
第四条：补强证据应当与共犯口供相印证，并且能够达到独立证明犯罪事实是共同被告人实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