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知保险总公司对木筏保险的办法及保险期限的问题的函

1954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你院院民（53）字第906号报告收悉。关于你院提出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系专门性的问题，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特函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提供意见。接该总公司于1954年2月18日以总内运（54）字第86号函函复如下：
“一、排筏险所承保的木排竹筏其本身性质诚如你院西南分院所说，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货物，又不同于一般的运输工具。因此我公司将此类排筏险列为运输保险中的特种业务，对其责任费率也与一般的货物运输保险作了不同的规定。二、关于排筏险的期限问题，由于排筏的承运人，一般的就是货主，没有一般的承运人和货主之间的关系，到埠以后可由货主直接掌握，没有一般货物运输存放在承运人处所的候提情况，需要堆存候提期间的保险责任的意义就不大了。其次，排筏到埠以后在未折排起岸以前，因木排已在水中长期漂浮，容易发生自沉或冲散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根据我们已往业务的经验来看，如经事先严加防止，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为了督促保户于排筏到达后加强防灾工作，克服保户单纯依赖保险的思想，以减少国家财产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对排筏险责任规定到埠为止，还是比较合适的。三、我公司排筏险业务尚在试办阶段中，在办法上还不够成熟，有关保险期限的条款文字，由于兼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关系，确有不够明确的地方，西南分院的意见，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条款修订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预备以后研究修正。”特此转知你院参考。

附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请示 院民（53）字第90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送来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分公司因木筏保险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一案，经本院审理研究后，已批复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惟通过本案，我们对于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认为是值得考虑的，特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报请你们研究参考，并请核示。
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分公司木筏保险损害赔偿案的事实经过及本院对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初步意见
一、本案事实经过：1953年7月间，周培达自忠县运木料和竹子一批到万县，交付万县专署公安处的订货。周在忠县启运时，即向忠县保险公司投保木排竹筏险。同年旧历6月初三日，周的木筏航至万县，因当时水流过急，将木筏打到下沱猫儿沱才靠到岸（距万县约15里）。于是周在同年7月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将木筏拆散，用小木船将所有拆下的木料竹子陆续运至万县天仙桥岸上。19日午后，天下大雨，山洪爆发，因抢救不及，致被冲失木料62根，竹子60捆（约值人民币90余万元）受到损失。周遂报请万县保险公司赔偿损失，该公司认为依照规定，木筏险的“保险期限”应以“到达目的地，即行终止”。现周的木筏既已平安到达万县（目的地），保险责任即应终了。同时，周已将木筏拆散，将木料竹子等都已搬到岸上，方被洪水冲失，这种损失，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责任范围以内的。周培达则认为是该保险公司来赔偿。理由是：（一）当时投保时，忠县保险公司并未向他说明“到达目的地为止”。（二）所用的是“木船运输保险单”。在该单背面的附条款第4条保险期限的规定里，仅将后面“当日……七天为限”几个字勾掉了，可是“并包括在目的地停泊或卸载后堆存候提期间的责任在内”这些字并未勾销。因此，本案竹木正是在候提期间，当然应该负责。
忠县保险公司的解释是：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原因，是因为“木排竹筏保险单”一直就没有单印出来。同时，木筏险有些规定都与木船运输保险相同，所以就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各地保险公司都是这样办的，只是在背后条款第一条上加附一张“木排竹筏除条款”小条，并把后面保险期间“七天”等字划去就行了。至于没有向投保人说明，这是承办人员工作上的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构成赔偿损失的责任。同时，已将本案请示四川省保险分公司函复“应予拒赔”。
本案经万县市人民法院及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先后审理判决，均认为本案的损失，根据“木排竹筏险责任，应以到达目的地为止”的规定，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周仍不服，上诉我院。
二、我们对于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办法和规定的初步意见
我们认为保险公司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接保木排竹筏险，以及规定木筏险的保险期限为“到埠为止”，都是不够恰当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认识，木排竹筏本身就是含有两种性质的东西，既可称之为货物（因为它本身就是木料和竹子捆扎起来的），又可称之为运输工具（因为一般地区本身就是自己运自己，有时上面也可以载些货）。根据川北江区竹木排筏管理试行办法草案，是将两者区分了的“凡以竹木排筏为经常的水上运输工具，其使用目的与船只相同者，……比照西南区内河木船管理暂行办法的一般规定管理之。但以运输本身材料为目的之竹木排筏，性质单纯，管理办法应酌对具体情况予以简化。”这虽然是着重在管理方面讲的，但说明在处理木排竹筏问题时，必须首先分清是属于哪一类，方好着手。保险公司对于这一点则是不够明确的。如承保木筏险是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木船运输保险单”所保的是木船运输的货物，看起来是像把木筏当作货物来承保，但实际上从保险期限规定“到埠为止”（也就是只保航程险），保险收费较货物保险低一半，以及将“木船运输保险单”改为“木筏保险单”，背后还要附加“木排竹筏险条款”等等来看，显然又是把木筏当作运输工具来对待。如果说是运输工具，则该保险单内“保险货物项目”栏内却又注明的是木头若干根，竹子若干捆，又像是货物，但保险期限却又将一般货物所应有的“卸载后堆存候提期间”的规定取消了，而改以“到埠为止”，所以弄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一旦发生事故，则该赔不该赔，纷争不已。因之，明确木筏的性质和纠正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承保木筏险，是防止今后木筏保险产生纠纷的基本工作和必要的措施。
再说木筏本身既含有货物性质（以本案木筏来看，是纯以运送本身为目的，并非作为水上经常的运输工具），就应有一般货物的堆存候提期间才较合理。如硬性的规定“到埠为止”，事实上是欠妥当的。同时为什么木排竹筏要这样规定，在理论上应如何解释，也是值得考虑的。（以上意见，我们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联系研究，据该公司防灾理赔科表示，“这些问题，过去确未深入地研究过，无法给我们解答，只有记下我们提出的问题，向上级反映改进”。）
我们从本案上虽发现了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规定有以上不恰当的地方，但不能以我们不成熟的看法就轻率地否定了现行的保险业务规定。因此，我们在本案的处理上，还是依照现行保险规定批复，维持一、二审原判，驳回上诉，一面将我们的意见提供出来，作为今后保险部门立法或改进业务的研究参考。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函 法行字第622号
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
兹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1953年12月24日院民字第906号报告称：“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送来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支公司因木筏保险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经本院审理研究后，已批复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惟通过本案，我们对于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认为是值得考虑的。特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报请你院研究参考并请核示！”我们对于这类有关保险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经验，有待你处总结经验提供正确意见。兹将西南分院原意见及保险单附奉，请你公司阅提意见，以便答复西南分院，并将原件退还本院为荷。
1954年1月23日

附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有关排筏险办法问题的复函 总内运（54）字第86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54年1月23日法行字第622号函暨附件均收到。兹就你院西南分院所提有关排筏险业务办法的意见说明如下：
一、排筏险所承保的木排竹筏其本身性质诚如你属西南分院所说，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货物，又不同于一般的运输工具。因此，我公司将此类排筏险列为运输保险中的特种业务，对其责任费率也与一般的货物运输保险作了不同的规定。
二、关于排筏险的期限问题，由于排筏的承运人，一般的就是货主，没有一般货物的承运人和货主之间的关系，到埠以后可由货主直接掌握，没有像一般货物运输存放在承运人处所的候提情况，需要堆存候提期间的保险责任的意义就不大，其次排筏到埠以后在未折排起岸以前，因木排已在水中长期漂浮，容易发生自沉或冲散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根据我们以往业务的经验来看，如经事先严加防止，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为了督促保户于排筏到达后加强防灾工作，克服保户单纯依赖保险的思想，以减少国家财产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对排筏险责任规定到埠为止还是比较合宜的。
三、我公司排筏险业务尚在试办阶段中，在办法上还不够成熟，有关保险期限的条款文字，由于兼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关系，确有不够明确的地方，西南分院的意见，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条款修订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准备以后研究修改。
1954年2月18日


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运用及对策研究

倪学伟 王玫黎

一、导言
国际惯例是指各国在长期交往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默示行为规则。在国际法性质的领域、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海商法、海关法等中，都有大量的国际惯例存在。在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方面，国际惯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为国家之间交往，特别是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法律规范。
一般来说，国际惯例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1、多数国家承认和接受，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2、各国在重复类似行为的实践时，认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自觉予以遵守；
3、具有不成文性，或仅仅是国际民间组织整理成文、未经过政府签订条约予以认可；
4、历史上，国际惯例从产生、形成到大多数国家予以认可，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惯例产生、形成的时间大为缩短。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国际惯例进行不同的分类。在我国的涉外经济领域中，最具有意义的分类方法是根据拘束力的大小，将国际惯例分为强制性国际惯例和任意性国际惯例两类。强制性的国际惯例是任何国家和当事人都必须遵守的惯例。任意性的国际惯例是指只有当事人在其法律关系中选择适用时才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惯例。在涉外经济领域中，这种任意性的国际惯例最为普遍，也最具有研讨价值。本文就是从这种任意性的国际惯例入手来研究我国涉外经济领域中国际惯例的适用及对策的。

二、国际惯例在我目涉外经济中的运用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企业参与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在涉外经济往来中，另一方主体一般都是外国企业、公司或个人，即主体具有涉外性，随之形成了涉外经济关系或涉外民事关系。对外交往关系中所建立的涉外法律关系，在运用法律的选择上，国内法往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制度、立法技巧等等的差异而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最佳的方案就是采用国际上的习惯做法以统一双方的行为。在各国实践中，国际惯例也的确贯穿于整个国际经济贸易领域，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国对外开放十多年来，在涉外经济领域中逐步地参照和采用了国际惯例，使涉外经济活动在日益法制化的同时，也日益与国际习惯做法“合轨”，从而使涉外经济活动逐渐国际化。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具体适用有：
（一）我国采用了国际商会整理形成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华沙牛津规则》，尤其对CIF、FOB、C&F三种价格条件采用较多。价格条件的采用为我国对外贸易谈判价格、运费、保险费的负担和运输风险的分担设定了基本框架，简化了谈判内容，加速了对外贸易进程。这在我国短时间内无法大规模迅速提高外贸人员业务素质的条件下，广泛地、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是很有帮助的。
（二）在对外运输，特别是在远洋运输中，尽管我国至今未参加1924年的《海牙规则》以及1968年的《维斯比修正案》和1978年的《汉堡规则》，但在长期具体实践中，我国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实行了承运人驾驶船舶过失免责和管理船舶过失免责的制度，但对管货过失、火灾等不得免责，确保了远洋运输中船、货方的利益，发展壮大了远洋船队，也保证了对外贸易运输的安全和高效。
（三）在对外贸易结算与支付方面，我国采用了国际商会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该惯例经过多次修订，现行的是1983年的修订本，国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办理跟单信用证业务时都采用此惯例。我国银行采用此惯例办理跟单信用证业务，与世界各国银行做法吻合一致，为国内的对外贸易单位提供了最迅捷、方便的结算与支付服务。
（四）在税收方面，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企业以最大的优惠。比如，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除属于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重金属等资源开采项目的以外，其他经营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对外资的优惠，充分体现了国际上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从轻的习惯做法。
（五）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优化海关环境，实行普通关税税率和最低关税税率，建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福田，沙头角保税区等，为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三来一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提供简捷的通关规程和优惠的关税政策。
（六）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我国大规模运用国际惯例发展涉外经济的试验地和集中地。在深圳、珠诲、汕头、厦门、 海南经济特区内，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在宽松的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海关等环境下，三资企业，外贸公司等可以大范围地采用国际惯例，与国际通行做法合二为一，成为学习，消化和运用国际惯例的“窗口”。事实证明在我国涉外经济实践中，国际惯例的运用、发展和普及是开始于经济特区，进而在经济开发区、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内地得到应用，并日益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以各国发展对外经济的实践来看，在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设立“自由关税区”、“自由贸易区”，“自由加工区”等，也是一种习惯作法。我国的经济特区就类似于这种习惯做法。因此，从宏观上讲，我国设立经济特区本身就是对国际惯例的具体运用。

三、我国涉外经济中国际惯例的运用及对策研究
我国运用国际惯例于涉外经济实践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国际最通行做法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有碍于涉外经济国际化。我们经过初步研究，认为在我国涉外经济领域运用国际惯例时，应着重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从目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成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宏观上调控社会经济，在基本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功能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外经济以国内经济的强大为依托，又反过来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完全凭借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生产发展和经营成效取决于是否按价值规律办事。国际惯例、习惯做法是国际大市场经济的产物。我国经济全面市场化以后，自然地就为涉外经济领域乃至国内经济领域运用国际惯例创造了相适宜的环境，避免了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外在化手段推行国际惯例。市场化的经济本身就与国际惯例存在一种“亲合力”，市场化经济本身就要求适用国际惯例。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市场化是我国涉外经济领域适用国际惯例最根本的一个对策。
(二)修改、变通不合国际常规的做法，为我国尽早恢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创造条件。《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是战后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基本法规，其内容包括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等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实行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对进口货物在国内税收和国内商业规章方面实行国民待遇等等。目的是推行和保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由于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与国际社会少有经贸往来，即使有少量经贸往来，也是在僵化的旧体制下进行，与国际通行做法格格不入。关贸总协定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中极其重要，我国恢复其缔约国地位，对促进我国涉外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充分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修改、变通不合国际常规的做法，就要求以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为标准，对旧的经济体制，外贸模式，税收制度等进行彻底改革。比如，我国海关从1992年1月1日起，在征税、统计方面采用了新的《海关进出口税则》，该税则就是以目前国际通行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制定的。目前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协调制度》编制进出口税则和进行进出口统计，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我国的贸易伙伴，同时，关贸总协定关税减让谈判也是以《协调制度》统计的数据作为谈判的基础。因此，我国海关的这一改革将为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扫除一个障碍。
(三)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切实可行的涉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确保其贯彻执行。没有法制，就没有保障。立法工作是执法、司法和保护合法者的基础工作。在涉外经济领域，制定法律、法规与适用国际惯例并不是矛盾的，两者可以有机地结合并互相推进。当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交往时，如果它的法律规定与国际通常做法严重冲突，那是不可能进行正常和广泛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参照国际惯例制定涉外法律，将国际通行做法用国家法律的 形式确认并固定下来使之成文化，并保证其实施就成了进行正常国际往来的必然要求。我国对外开放以来，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贸企业法》 等等一系列的涉外法律，这些都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参照国际惯例而制定的，是国际惯例的成文化、法律化、具体化，执行这些法律规定，就是在我国涉外经济领域适用国际惯例。但是，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对外开放和改革的阶段性，我国已经制定的一些涉外法律在将国际惯例法律化时是有所保留和选择的，这是我国客观条件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和对外开放的深化，在制定涉外法律时应该更全面更完整地纳入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做法，这当然是以坚持国家主权和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为前提的。
(四)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整顿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按国际习惯做法管理涉外经济。投资环境包恬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方面。在软环境中，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政治稳定，市场经济发育完全，法律规定合理健全等，可以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内容。在硬环境中，我国特区和开发区基本具备“七通一平”的要求，但沿江、沿边地区和内地的硬环境远远不够理想。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行政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官僚主义倾向严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按国际惯例，我国可以采用“一站式服务”和“自动核可制”以提高工作效率。
(五)加强外贸知识，法律知识的教育，提高涉外经济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外贸人才储备匮乏，专业院校培养学生人数有限，不能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这就要求外贸单位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教育培养，使其熟知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掌握国际通行习惯做法，精通涉外业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涉外经济领域建立一种与正规教育相并行的规范化专业教育体系，培养、训练新型专业人才，追踪最新国际经贸习惯发展趋势，及时更新业务知识，与国际最新经贸实践保持同步，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掌握对外经济往来的主动权。

四、结束话
国际惯例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当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上升为国际条约时，又会产生新的国际惯例，并以此循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国际惯例作为国际条约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适用将会越来越普遍。深入研究国际惯例的有关理论，并取其有益部分为我所用，必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特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更快，更早地融入世界经济展的潮流，实现强国富民的宏愿。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4年第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王玫黎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