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偏重性

●王晓辉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之为支撑我国刑法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 但在司法实践中它并不意味着在犯罪和刑罚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和平均主义，而是有偏重性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偏重性是在犯罪和刑罚方面要求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报应和预防相统一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追问。认为在犯罪问题上，行为及其实害（客观方面）起决定作用，强调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在刑罚的问题上，行为人及其人身危险性（主观方面）起决定作用，强调预防的正当性。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论和理论基础
正确理解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合理性和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必须先了解其理论和立论基础。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该重视行为还是行为人，旧派（刑事古典学派）和新派形成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对立。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分别是旧派和新派在犯罪领域的基本立场。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或者说犯罪概念的基础，可罚性及其刑罚量的根据是客观行为及其实害。主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或者说犯罪概念的基础，可罚性及其刑罚量的根据是危险性格。但是，客观主义不是客观定罪，主观主义也不是主观定罪。 他们并没有在强调一面而否认另一面，只是将另一面绝对化或依附于一面而存在。只不过，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在今天看来，他们的缺陷也正是在于其理论预设。客观主义将自由绝对化，认为人都是理性的自由人，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意志；而主观主义则以行为决定论（意思决定论）为基础，至于行为只不过是行为人危险性的征表而已，不具有基础的意义，而行为的实害就更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了。从中可以看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均有潜在的出发点构成其理论预设，这种“预设性选择，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不仅决定其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决定其局限性和脆弱性”。 而正是主、客观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使得主客观主义相统一和理论应运而生。但是，我国刑法与刑法理论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并不是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统合起来的简单折衷。
那么我国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论基础究竟何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主客观统一原则立论的基础，主要不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只强调主观或客观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的方法论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对待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关系上的认识论错误。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既可以相互依存而统一于一体，又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但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时只看到了二者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既相互依存，而忽视了二者相互分离、单独存在的状态，以为认定其中一个方面就必定意味着另一个方面的存在，而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并非不可分割地必然联系在一起。主客观统一原则，基于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的因素可能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客观真实，强调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犯罪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并注意二者是否统一于犯罪行为之中，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样就防止了在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分离的状态下只根据其中一个方面追究刑事责任的错误，使刑事责任的实际追究更趋合理。” 可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价值优点在于克服和纠正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都没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主客观因素在刑事责任中的辨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是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人的认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可以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的改造世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犯罪行为也不外乎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即是一定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主观罪过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的犯罪活动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反社会的实践活动，认识和判断犯罪的司法活动也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考察犯罪是否具有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仍然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司法实践活动，所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中起指导作用，无疑应该成为我国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而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在于对主客观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上。客观主义以意志自由为理论预设，将人的意志无一例外的平等化和绝对化。而实际上，自龙勃罗梭以来的犯罪人类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研究表明，隐藏在行为表面意志自由之下恰恰是意志的不自由，生理、心理和社会等等因素如航海中的暗礁般深深地制约着行为人的意识和意志。相反，主观主义则以行为决定论为基础，以犯罪征表说将犯罪行为与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格同一化，忽视犯罪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可能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另一面。而事实上，不表现于外在行为的危险性格或虽有“犯罪”行为的表现但缺乏人身危险性的情况也的确存在。因此，要克服主、客观主义的片面性，还必须进一步弄清人的意志自由与外在客观因素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认为客观必然性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对客观必然性认识的程度，不能超越客观必然性所允许的范围。同时承认和强调人的自由不单是对必然的认识，不只是思想的自由，而且是行动自由。人们对必然的认识，获得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自由，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意志自由和客观必然性的辨证关系表明：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观必然性支配和制约的不自由的一面，即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这一论断是理解主、客观主义理论片面性的钥匙。在客观主义那里，无论是前期古典学派所谓的绝对的人人平等的意志自由，还是后期古典学派的无原因的意志自由事实上只是一种幻想。主观主义把对犯罪行为起决定作用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因素看成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从而断然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对自由意志论，才能克服主、客观主义理论在主客观方面认识上的片面性。正如日本学者大?V仁教授认为，犯罪人并不具有古典学派所主张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正象近代学派所指出的，犯罪行为是由行为人的遗传性素质和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所决定的。但是，又不能说常常是完全被决定的。即，很多犯罪人即使在被限定的范围内，也具有相应的自由，有对生来的素质、后天的环境进行改良、予以规制的一面。今日的刑法学一般采取相对自由意思论的立场，认为作为其对象的人即犯罪人，是被决定的同时也是自我决定的，是相对自由的主体。
犯罪现象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的内在的主观意识与其客观外部犯罪活动过程的统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符合犯罪发生的事实过程，也是符合认定犯罪的认识过程。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主客观相统一正是在扬弃主、客观主义理论，合理吸收其“片面的深刻”的闪光点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犯罪和刑罚方面的偏重性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是旧派和新派在犯罪领域的基本立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是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和刑罚问题的科学指导思想。有学者从传统理论对该原则的具体使用中分析其不足之处，认为以辩证法精神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所指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共时性（静止性）与历史性（运动性、过程性）、整体与层次结构性、同一性与对立差异性、有机联系性与中介性（分裂性）的对立统一。（11）
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区别不在于主客观因素的有无的问题上，而是在于对主客观因素更重视哪一方面。主客观相统一实质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这对矛盾体得以存在的场所与前提，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中达到一种相对的动态的主客观相统一。但这种统一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一种以具体条件或不同领域为转移，有所偏重的统一。正如张明楷教授所指：中国的主客观相统一究竟是重视客观要素、还是主观要素呢？能够做到完全同等重视吗？这种主客观相统一是应以客观因素为基础，还是以主观因素为基础，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2）有学者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就像一个钟摆因客观依据或条件的改变从主观主义转向客观主义或从客观主义转向主观主义而达到动态的平衡。（13）在此，M••E•迈耶的“分配理论”值得借鉴，即在理论上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刑罚目的应根据不同的阶段（立法机关所确定的法定刑是经过刑的警告、量刑、行刑这三个阶段来实现的）而进行分配。笔者以为，在从定罪、量刑到行刑的过程中，主客观相统一的作用和表现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行为及其实害应受重视的程度呈递减的趋势；相应地，人身危险性受重视的程度则不断地加强。这是由犯罪的本质及刑罚的目的和功能决定的。
在认定犯罪的时候应该偏重于关注行为及其实害，这是由犯罪的本质——社会危害性决定的，尽管社会危害性也是主观恶性和危害行为的统一，但危害行为在决定犯罪与否或犯罪性质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并不否定主观罪过在此方面的作用，只是主观罪过同本文所讨论的人身危险性或危险性格有本质的不同，这里的行为和实害是相对于人身危险性而言。）“处于犯罪概念基底的，首先是行为。是直视其现实意义来把握行为，还是认为行为具有行为人性格的征表意义，暂且不论，古典学派，近代学派从来都赋予行为在确定犯罪概念上以重要意义。在今日的刑法中，无疑也必须以行为观念为核心来确定犯罪概念。上述的犯罪定义中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而且有责的行为’为犯罪，刑罚法规规定的各犯罪都由一定的行为来赋予特征。” 而且，“关于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其中，特别应该作为问题的对待的是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它不外乎是刑法评价为犯罪的前提，是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14）犯罪行为及其被侵害法益以及行为的样态决定犯罪的性质及犯罪形态，判断犯罪以相当构成要件之客观事实如何为标准，且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因此对其产生侵害的危害行为成为犯罪与否及为何犯罪所关注的重点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认定犯罪的前提下，处以刑罚以及处以多少刑罚则应侧重于考虑行为人及其由行为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刑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是一种严厉的惩罚性和痛苦性的制裁措施。但是在寻求刑罚正当化的根据的问题上，则有报应和预防的争议，这是旧派和新派在刑罚领域的对立的表现。单纯的报应刑遭到了预防论者的抨击，其无视对犯罪的控制、预防和保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报应刑论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潜质。正如美国学者苯所言，“总之，尤其是就刑罚的司法形式而言，也许确实是，报应基本是保守的”。（15）现在的通说，一方面尽力按照作为者的责任来量定刑罚，另一方面也在这个范围中考虑刑事政策的目的。总之，可以说现在在量刑论中，理论上对立的重点已从‘责任还是危险’、‘报应还是预防’移向了在承认刑罚以责任为前提（责任主义）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将此与预防的目的结合起来的问题。具体而言，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是主张有责任必科以与此相应的刑罚，预防目的的认可应以此作为限度的观点（积极的责任主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责任具有的仅仅是画出刑罚上限的功能，从预防的角度来看，科以的刑罚在责任程度之下也是可以的（消极的责任主义）。（16）我国刑法理论采取了并合主义的立场，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报应的正义要求，同时也必须是防止犯罪所必需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刑的范围内实现预防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主客观相统一在刑罚领域的反映。但是，并合主义并非折衷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如何处理报应和预防在量刑方面孰轻孰重的问题，则是不得不面对的。“如果说刑罚的强制性是对犯罪造成客观危害的一种强力阻止和预防，刑罚的正义性就是对犯罪人邪恶心灵的一种谴责和感召。仅仅具有强制性还不足以使刑罚有效的遏止犯罪。历史经验反复的证明了这一点：只依靠严酷的处罚并不能真正实现刑罚目的，而且结果往往相反。”“正义性揭示出刑罚的意义不仅在于给犯罪人造成痛苦，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谴责呼唤人类理性的复归。刑罚的作用，无论是强制的手段给犯罪人造成痛苦，以及对已然犯罪之罪的惩罚，或是通过教育改造，消除行为人性格中的危险倾向，以达到对犯罪的预防的目的，都体现着刑罚的正义性。”（17）广义上刑罚的量定包括刑种的选择和刑罚数量的确定。笔者以为，在犯罪性质及行为实害确定提下，依法律的规定，选择适当的刑种和相应的刑罚幅度并非难事，关键是在相应的刑罚幅度内宣告科以特定的刑罚。而刑种的选择及相应的法定刑正是基于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实害的严重程度而确定的，体现了相应的犯罪行为需要予以相对应的刑罚的报应要求；至于在法定刑幅度内作出裁量则主要基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适用。而这正是刑罚裁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刑罚的对象应以行为人的意思为基础，其可罚对象并不限于非人格之外部行为，而更侧重行为人的人格或性格。即刑罚的裁量不在于相当构成要件事实之客观的事实及被侵害法益的结果，而在于主观的表现行为人之反社会的性格，至于行为人反社会性格则应以行为人主观的意思为基础加以考量。
在刑罚执行阶段，由于个别化的刑罪关系已经确定，社会危害性已被凝固在确定的刑罪关系中，因此，一般引起该关系的变更的重要因素就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人身危险性为主导，突出对再次犯罪预防作用的刑罚制度——减刑和假释，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刑罪关系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减刑和假释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发生变化即具有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等足以证明人身危险性的显著变化。当然，刑法根据原判刑罚为标准，限定变更的幅度，也表明在这一阶段并非完全无视已然之罪的严重程度而任意变更刑罪关系。已然之罪的社会危害性虽不能主动引起刑罪关系的变化，但却对刑罪关系的变化起着限定作用，制约着刑罚变更的速度，幅度和范围，这实际上划定了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在刑罪关系中各自的地位关系。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决定刑罪关系的变化，而且，这种影响是积极主动的。在通过刑罚对犯罪遏制卓有成效，人身危险性转变较为彻底，再犯可能性近于低值，从而由于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化解而解除刑罪关系。可见，在刑罚执行阶段，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反映已然之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的刑罚限度内决定刑罚的执行方式，甚至引起刑罚关系的变化。


涤除权初探

万欣


　　涤除权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消灭抵押权的一种称谓。是指受让人(不包括主债务人、保证人、继承人)，代债务人向抵押权人清偿债务，使抵押权消灭的权利。我国涤除权的相关规定作为抵押物转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是现有规定对于涤除权的行使仍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一定争议。本文对在现行规定下行使涤除权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我国对抵押物转让制度立法的演变过程。

　　在抵押物转让制度上，我国法律的规定经历了从绝对无效到有效的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通则意见》第115条规定：“抵押物如由抵押人自己占有并负责保管，在抵押期间，非经债权人同意，抵押人将同一抵押物转让他人，或者就抵押物价值已设置抵押部分再做抵押的，其行为无效。”这条规定的是绝对无效。
　　到《担保法》第49条：“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的，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人不提供的，不得转让抵押物。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这个规定较之民通意见就有了一个变化。对于抵押权人来讲，从“非经抵押人同意，其行为无效”，转变为只需要“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只有在其抵押权的安全受到明显威胁的情况下，即“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且抵押人不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才有权反对转让。换言之，如果转让价款高于抵押物价值，抵押权人是无权反对抵押物的转让的，无非是在转让价款中优先受偿而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七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如果抵押物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加粗一句就是我国第一次就涤除权所做的相关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即便未告知抵押权人仍然是有效的，只不过抵押权仍然享有在先的权利，抵押权人仍然可以行使抵押权。但是如果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买受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处于一种被追及的状态，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这对受让人来说很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为了保护抵押物受让人的利益，规定了受让人的代履行权，即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向抵押权人代为清偿全部债务，从而消灭抵押权以稳定自己的所有权。这种权利就称为抵押物受让人的涤除权。但是该条规定的有权行使涤除权的人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取得抵押物所有权”，如果受让人未取得所有权是无法行使涤除权的。
　　到了《物权法》，在担保法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虽然此条规定了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物，但是结合《物权法》第十五条关于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一般认为这不是一条效力禁止性规定，对于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并无影响，只是影响物权登记问题。此条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于涤除权的行使主体－受让人来讲，没有“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前提条件了，即受让人即便尚未取得所有权，也同样可以基于买卖合同行使涤除权，代为清偿债务，以涤除抵押权，实现交易目的。
　　从以上四个法律文件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法律对于抵押物的转让行为从禁止到宽松，其立法原意显然是在保护抵押权的同时，鼓励交易。既避免了因为抵押人的恶意转让抵押物侵害抵押权，也避免了抵押权人滥用权利，妨碍交易自由。但是，由于物权法关于涤除权的规定仅此一句，缺乏配套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发一定争议。

二、 行使涤除权的几个问题
1、 行使主体的确定
　　如前文所述，行使涤除权的主体已经从“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演变成“受让人”了，但是对于抵押权人来讲，依据什么来判断受让人身份呢？换句话说，在抵押人和受让人同时找到抵押权人要求行使涤除权自无疑义（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抵押人同意，可适用191条第一款之规定），但是当某人找到抵押权人自称是受让人，要求行使涤除权，代为清偿全部债务以消除抵押权，但是抵押人拒绝配合时，抵押权人如何判断其受让人身份呢？笔者认为在抵押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受让人身份来确定其是否是适格的涤除权行使主体。即在抵押权人和受让人无法就行使涤除权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受让人完全可以通过诉讼要求抵押人继续履行合同，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同时要求行使涤除权代为清偿债务以消除抵押权，通过法院判决来达到确定自己是有权行使涤除权的民事主体的目的。但是如果单独起诉抵押权人要求行使涤除权，在法理上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民事案由中没有此案由，估计立案会存在困难。
2、 抵押人是否有权拒绝受让人行使涤除权
　　对于抵押人和受让人来讲，一般来讲此二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抵押人在不具备法定或者约定的抗辩权的情况下，作为出卖人其无权拒绝买受人支付合同约定的价款。在买卖标的物被设定抵押权的情况下，买受人基于买卖合同所享有的代为履行权，本身就属于支付合同价款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基于诚信原则，笔者认为抵押人在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没有权利拒绝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以使交易完成。同理，根据最高法院公告的相关案例，也明确了抵押人无权主动要求受让人行使涤除权，进一步证明涤除权的行使与否完全是受让人的单方权利，抵押人的意见并无意义。
3、 抵押权人是否有权拒绝受让人行使涤除权
　　如前文所述，抵押权人在抵押物的转让过程中的否决权实际上是逐渐被限制的。根据现有法律规定的精神，只要抵押权对应的债权能够得到保障－受让人愿意代为清偿，抵押权人对于抵押物的转让便没有否决权。笔者认为，从物权法191条的规定看，受让人是否行使涤除权完全是受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由受让人决定是否行使该权利，无须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同意与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征得抵押权人同意，如果受让人表示要求行使涤除权，代为清偿全部债务以消除抵押权，以促使交易完成，则抵押权人的意见就已经无关紧要了。在诉讼程序中处理此问题时，笔者认为法院就无须征得抵押权人意见，可以直接判令受让人行使涤除权。
4、 涤除权的行使时间
　　根据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行为应当在转让抵押物之前，还是之后呢？也就是说，是应当由买受人先行行使涤除权，再行转让行为呢？还是在转让行为发生以后，受让人仍然有权行使涤除权呢？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如果在转让前就由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了抵押权，则在转让时抵押权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存在抵押权人，自然无需也无法征求“抵押权人”意见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涤除权显然是针对在转让行为发生后，由于转让标的仍然被设定抵押权而导致无法交付时，买受人通过代为履行的行为消灭抵押权，以使自己的交易目的能够实现。
5、 涤除权行使的金额
　　物权法规定的涤除权行使就是清偿全部债务，这个债务到底是抵押权设定时约定的全部债务？还是指抵押物实际价值所对应的债务？在抵押物价值大于设定抵押权所约定的债务时，这自然不是问题。但是反之如何处理？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有文章建议参照法国民法典的规定，设定增价拍卖，或者采取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按照涤除价拍卖，（《在执行中如何实现抵押权的涤除权》陈幸福著，引自中国法院网）以解决此问题。笔者认为，作为制度设计应当采取惟一的标准，而不能同时采取两种方式。由于法国民法典设置的增加拍卖制度容易引起争议，笔者建议参照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按照涤除价进行拍卖即可。
　　作为新设立的一种制度，涤除权的配套规定尚未明确，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易产生一定争议。但是由于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从保障受让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故笔者认为处理对涤除权行使中出现的一些争议时，在确保抵押权对应的债权安全的情况下，应当秉承着一个有益于买受人的原则去处理相关争议。
（20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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